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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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2010年7月13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第十四届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0年7月14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05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迂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项目拆迁审批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召开房屋所有权人及公有房屋承租人参加的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项目听证会。”

二、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拆迁房屋已经装修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出具单独的装修评估报告,拆迁人应当按照评估报告的评估金额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货币补偿。

三、第十七条修改为:“用于产权调换的现房,其价值应不低于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

用于产权调换的现房价值高于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被拆迁人无能力缴纳差价的,由拆迁人另行确定所调换房屋的地点和状况,其安置地点与拆迂地点的区位类别按以下规定执行:

拆迁地点属一级区位的,可安置在二、三级区位;拆迁地点属二级区位的,可安置在三、四级区位;拆迁地点属三级区位的,可安置在四级区位;拆迁地点属四级以下区位的,在原区位安置。

拆迁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四、删除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各项补助费标准为:搬家补助费按户(私房按产权证、公房按租赁使用证计户)一次性发放,每户1000元;实行产权调换的,临时安置过渡补助费(含越冬采暖补助费)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不足40平方米按40平方米计算),过渡期限在18个月以内时按每平方米每月10元补助;超过18个月的,从第19个月至第24个月,按每平方米每月14元补助;超过24个月的,从第25个月开始至回迁按每平方米每月18元补助。补助费由被拆迁人(公房由房屋承租人)领取。

临时安置过渡补助费由拆迁人按季度发放,拆迁人不按期发放临时安置过渡补助费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机构在拆迁监控资金中划拨出相应资金,发放给被拆迁人。

被拆迁人未按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完成搬迁的,每超过2天扣发1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但最多不得扣发超过3个月(含本数)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被强制拆迁的,不予发放各项补助费。

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助费标准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或参照执行。

本细则施行前已完成安置的,按照原《细则》规定的补助费标准执行。本细则修订施行后尚未完成安置的,未发放的拆迁补助费标准按照本细则修订后规定的标准执行。”

五、删除第二十八条。

《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后,重新公布。


附: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0年修正本)

(2003年5月12日吉林市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10年7月13日吉林市人民政府14届36次常务会议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在昌邑区、船营区、龙潭区、丰满区以及国家、省、市级开发区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的,均适用《条例》和本细则。

第三条 《条例》所称搬迁期限是指被拆迁人(含房屋承租人)和拆迁人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或市建设委员会在裁决中规定的被拆迁人(含房屋承租人)完成搬迁事宜的期限。

搬迁期限不得超过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核准的拆迁期限。

第四条 《条例》第四条所称市房屋拆迁管理机构是指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

(一)受理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准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发布拆迁公告。核准延期拆迁、延长暂停拆迁期限;

(二)拆迁委托合同的备案和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建设项目转让的管理;

(三)国家、省、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拆迁普查;

(四)受理拆迁裁决的申请;

(五)法律、法规、规章授予和市建设委员会委托行使的其他管理职责。

第五条 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项目拆迁审批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召开房屋所有权人及公有房屋承租人参加的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项目听证会。

《条例》第六条第三款中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批准的延长拆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80日。

第六条 《条例》第七条第一款中具有房屋拆迁资格的单位是指取得省建设厅核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作为拆迁人进行拆迁。

《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拆迁委托合同应明确委托双方在拆迁补偿安置中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事项。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房屋拆迁委托合同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备案。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七条 从事房屋拆迁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组织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考核,取得市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拆迁工作人员上岗证后,方可实施拆迁工作。

第八条 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拆迁人未使用省建设厅统一监制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被拆迁人(含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签订协议和搬迁。

第九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道路、桥梁、河道、防洪墙、给排水设施、广场、绿地等市政公用设施项目本身占地需要拆迁房屋的,应通过招标、协议等方式确定具有房屋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该拆迁单位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含房屋承租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条 拆迁具有合法产权证照的房屋,拆迁当事人就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未达成协议以及拆迁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浮房),其住用人在拆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由市建设委员会依法裁决。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或其他住用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完成搬迁的,市人民政府可责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实施强制拆迁,市建设委员会也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第十一条 拆迁违章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其住用人在拆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法处罚并予以拆除。

第十二条 拆迁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浮房),不予实行产权调换。

第十三条 《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中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产权证照等材料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审核后,由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持身份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证明到指定银行取款。

第十四条 房地产市场价格是指估价时点的估价对象在无任何权利限制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值或价格。

《条例》所称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是指房地产评估机构遵循估价原则,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对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评定估算的价格。评估时,不考虑抵押权等他项权利的影响,不考虑租赁权及其他权利限制的影响。

被拆迁房屋已经装修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出具单独的装修评估报告,拆迁人应当按照评估报告的评估金额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货币补偿。

第十五条 拆迁人不按《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搬迁时未一次性支付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费的,被拆迁人(含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搬迁。

第十六条 被拆迁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可以由被拆迁人自行选择产权调换用房,也可以要求由拆迁人提供安置用房。被拆迁人自行选择产权调换用房的,安置用房的房价中与被拆迁房屋评估金额的等值部分由拆迁人支付;超过部分由被拆迁人自行承担;不足部分由拆迁人在被拆迁人搬迁后10日内支付给被拆迁人。

第十七条 用于产权调换的现房,其价值应不低于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

用于产权调换的现房价值高于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被拆迁人无能力缴纳差价的,由拆迁人另行确定所调换房屋的地点和状况,其安置地点与拆迁地点的区位类别按以下规定执行:

拆迁地点属一级区位的,可安置在二、三级区位;拆迁地点属二级区位的,可安置在三、四级区位;拆迁地点属三级区位的,可安置在四级区位;拆迁地点属四级以下区位的,在原区位安置。

拆迁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八条 《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用于产权调换期房的平面图是指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建筑设计平面图。

第十九条 《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中办理产权调换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税费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相当于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部分的费用,由拆迁人承担;

(二)超过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部分的费用,由被拆迁人承担。

第二十条 被拆迁人按《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选择评估机构的,评估费用由被拆迁人预交,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拆迁人将其中一次评估的费用支付给被拆迁人。

拆迁当事人选择不同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的允许误差范围为3%。

第二十一条 评估机构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规范》等规定对被拆迁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进行评估,向评估委托人出具估价报告,并有义务向拆迁当事人说明估价的依据、选用的评估方法、评估结果产生过程等。

评估机构在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前,对被拆迁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进行评估的,该估价报告不得用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拆迁当事人应当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评估所需的资料,并协助评估机构开展现场勘查。因拆迁当事人不予配合造成估价结果失实的,评估机构不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二条 拆迁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租赁非住宅房屋,租赁双方没有约定的,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时,租赁关系终止,并按下列标准支付货币补偿费:

(一)属于公企房屋的,按市场评估价格的70%补偿给承租人,30%补偿给被拆迁人;

(二)原公企房屋拆迁前,产权人或承租人有一方发生变更的(包括变更后仍执行政府定价租金标准的),按市场评估价格的100%补偿给被拆迁人。

公企房屋的确认,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三条 《条例》第二十六条所称生活特殊困难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被拆迁人(公房系房屋承租人)有市民政局核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二)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含配偶)在本市(含集体土地)没有其他正式房屋;

(三)被拆迁房屋具有合法产权证照,建筑面积低于40平方米。

第二十四条 生活特殊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拆迁私有住宅房屋,安置房屋产权归被拆迁人所有,互不结算产权调换的差价;

(二)拆迁公有住宅房屋,安置房屋产权归被拆迁人所有,互不结算产权调换的差价,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安置地点按本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各项补助费标准为:搬家补助费按户(私房按产权证、公房按租赁使用证计户)一次性发放,每户1000元;实行产权调换的,临时安置过渡补助费(含越冬采暖补助费)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不足40平方米按40平方米计算),过渡期限在18个月以内时按每平方米每月10元补助;超过18个月的,从第19个月至第24个月,按每平方米每月14元补助;超过24个月的,从第25个月开始至回迁按每平方米每月18元补助。补助费由被拆迁人(公房由房屋承租人)领取。

临时安置过渡补助费由拆迁人按季度发放,拆迁人不按期发放临时安置过渡补助费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机构在拆迁监控资金中划拨出相应资金,发放给被拆迁人。

被拆迁人未按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完成搬迁的,每超过2天扣发1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但最多不得扣发超过3个月(含本数)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被强制拆迁的,不予发放各项补助费。

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助费标准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或参照执行。

本细则施行前已完成安置的,按照原《细则》规定的补助费标准执行。本细则修订施行后尚未完成安置的,未发放的拆迁补助费标准按照本细则修订后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六条 拆迁实行产权调换的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对被拆迁人每月支付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8‰的停产、停业经济补偿费。

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拆迁人应自逾期之月起按月支付给被拆迁人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1.2%的停产、停业经济补偿费。

第二十七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被拆迁人(公房系房屋承租人)未按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完成搬迁的,不予发放搬家补助费,每超过5天扣发1个月停产、停业经济补偿费,但最多不得扣发超过3个月的停产、停业经济补偿费。

被强制拆迁的,不予发放搬家补助费,并扣发6个月停产、停业经济补偿费。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由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各县(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十条 本细则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2000年5月15日起施行的《吉林市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办法》、2002年3月26日起施行的《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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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5月16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养殖和捕捞
第四章 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五章 处 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开发利用渔业资源,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省对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鼓励和扶持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规划开发荒滩、荒水资源,发展综合利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加强渔业技术培训,鼓励渔业科技单位和人员进行科技承包,实行有偿服务。
第五条 对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进行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六条 省水利水土保持厅是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渔业工作;市(地)、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各级公安、土地、交通、环境保护、林业、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照法定权限,协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七条 本省对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置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配备渔政检查人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渔业监督管理的主要职责:
(一)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执行;
(二)保护、增殖渔业资源;
(三)核发渔业有关许可证,并监督检查其实施;
(四)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解渔业权益纠纷,查处渔业行政违法案件;
(五)协同环境保护部门搞好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工作;
(六)依法保护管理水生野生动物。
第九条 渔政检查人员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领取渔政检查证件,方可执行公务。执行公务时,必须统一着装,佩戴标志,出示证件。

第三章 养殖和捕捞
第十条 鼓励省内外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个人和外商、外资企业,在本省境内利用适宜于养殖的水面和开发荒滩、荒水发展水产养殖业。谁开发,谁使用,谁受益。
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水面,允许单位或个人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投资、联营、承包,从事养殖生产。
水面的使用权和投资、联营、承包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发展渔业生产,在资金、信贷、物资、技术、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或优惠。
第十二条 对利用荒滩挖池造地的,计划部门应列入国土整治计划,财政部门应在资金方面给予扶持。
利用荒滩挖成的渔业养殖水面和建成的耕地,其渔业、农业收入按国家农业税条例有关免税的规定免征税收。
渔业苗、种的生产和经营,免征税收。
第十三条 利用先进技术,发展网箱、流水养鱼和从事名、特、优水产品养殖生产的,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商同省税务部门制定减免税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填毁渔业养殖场地。
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占用渔业养殖场地的,建设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陕西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并按工程设施和生产损失给予补偿。
第十五条 领取养殖使用证和承包水面养鱼的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未从事养殖生产,或放养量低于所在县(市、区)同类养殖水域平均放养量的百分之六十,或养殖水面单产低于所在县(市、区)同类水面平均单产百分之六十的,视为荒芜。
水面荒芜满一年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开发利用,并向水面使用单位或个人按所在县(市、区)同类水面渔业平均产值的百分之十征收水面荒芜费,用于发展渔业生产。限期届满继续荒芜的,属于水面使用权所有者直接经营的,原发证机关吊销其养殖使用证;属于承包经
营的,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
第十六条 水生动物亲体和苗种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生产、销售须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发给许可证。
从省外、国外引进水生动物苗种、亲体,须经动植物检疫部门检疫;引进新品种的,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使用渔船的,应申请办理渔船牌照和签证手续。
省外从事捕捞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在本省管辖水域进行捕捞的,须持有原所在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捕捞许可证,经作业地的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核准,方可在指定水域从事捕捞活动。未经批准的,按无证捕捞处理。

第四章 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十八条 有经济和科研价值的水生动、植物的亲体、幼体、卵子等及其赖以繁殖生长的水域环境,均属保护范围。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鱼、虾、蟹等主要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应当分别不同情况,规定并公布禁渔区、禁渔期、不同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和其它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
第二十条 江河、湖泊、沼泽及大型水库的主要经济鱼类的最低起捕标准每尾重量为:鲤鱼五百克,鲢鳙鱼和草鱼七百五十克,鲂鱼和鳊鱼四百克,鲫鱼一百克;其它水生动植物的起捕标准由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渔获物中幼鱼所占比例,按尾数计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第二十一条 湖泊、水库须保持鱼类生长需要的最低水位。最低水位线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在最低水位线以下必须用水时,须经确定最低水位线的机关批准;给渔业生产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第二十二条 禁止炸鱼、毒鱼;禁止使用麻布网、密眼网具、电力、闸口套网等捕捞工具和方法捕捞;禁止擅自捕捞水生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禁止向渔业水域排放固体废物、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渔业水域内清洗、浸泡危害渔业的器具和物质;禁止生产、销售禁用渔
具。
未经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在渔业水域设置排污口;未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在禁渔区、禁渔期内进行捕捞和垂钓。
第二十三条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捕捞的,或使用禁用捕捞工具和方法捕捞的,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限制使用的捕捞工具和方法,由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四条 拦河筑坝新建水利水电工程,应将渔业资源的保护利用工程及其投资纳入总体规划和工程总概算,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对渔业资源有影响的,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二十五条 在本省管辖水域内从事采捕天然生长和人工增殖水生动、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及我省有关规定交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处 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机构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炸鱼、毒鱼的,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等规定进行捕捞的,使用禁用捕捞工具和方法进行捕捞的,没收其作案工具、渔获物和非法所得,责令其赔偿损失,处以五十元至三千元罚款,并可吊销捕捞许可证;
(二)违反起捕标准的,无证捕捞或未经许可使用限制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捕捞的,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鱼苗、鱼种的,未经批准或未经检疫引进水生动、植物亲体、苗种造成危害的,生产、销售禁用渔具的,没收渔具、渔获物和非法所得,责令
其赔偿损失,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并可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三)无养殖使用证进行养殖生产和经营的,处以五十元至二百元罚款,并根据不同情况责令其补办证件或限期退出非法占用的水面;逾期不补办证件或退出所占水面的,收回所占用的水面;
(四)毁坏他人渔业设施,或擅自填毁渔业养殖场地的,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的,按原造价的一至二倍收取修复费或开发建设费;造成养殖损失的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 污染渔业养殖水域造成损失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处以五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未经许可,在渔业水域设置排污口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罚款;给渔业造成损失的,责令其予以赔偿。
违反上述规定,需要限期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进行处罚时,应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面通知当事人;凡罚没款及没收物、暂扣物等均应开具凭证,并进行登记。
第二十九条 拒绝、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偷窃、哄抢或破坏渔具、渔船、增殖和养殖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渔政检查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陕西省水利水土保持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5月16日
GREEN JUSTIC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李恒翻译

NICOLE C. KIBERT
I.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a phenomena that occ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which people of color and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pollution, the sitting of toxic waste dumps, and other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LULU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reviews potential legal, prac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itially “environmental justice” was referred to as” environmental racism” because of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people of color; however, it is now clear that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re foisted predominately on lower income groups of all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be inclusive, as well as to avoid the extra baggage that comes with calling an act “racist,” practitioners almost exclusively use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rather than” environmental racism.” Though a discussion regarding nomenclature may seem superfluous, in the context of a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ts actually integral. The way that a society assigns a connotation onto of a word’s denotation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how a phrase will be interpre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Use of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 step in bringing 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all people? not just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racial equality.
II. WHAT IS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fin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the fair treatment and meaningful involvement of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or income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air treatment means that no group - including racial, ethnic rococo economic groups - should bear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industrial, municipal,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s or the execution of federal, cal, and tribal program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inorities - African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 are more likely to live-in close proximity to an environmental hazar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o choose from to illustrate this observation. Colin Crawford, in his book, “Uproar at Dancing Creek,” discusses in great detail the efforts of an entrepreneur to site a new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in Noxubee County, Mississippi. Conspicuously, when Crawford compared Noxubee County with other counties in Mississippi, he found that it had the highest annual averag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1970 ?1993, a high rate of functional illiteracy with only 51.34 percent of its adult population having high school diplomas, and by far the lowest per captaincies 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of the 12,500 people who lived in Noxubee County, 70 percent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poor. Crawford found that sitting of a hazardous waste dump in this poor, largely Minority County was not an accident, but a calculated campaign. It pitted the poor African American majority and whites against the minority, but politically powerful, white population in false prom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would bring new jobs. As Crawford stated, “people who most often bear the dangers of living near the excreta of our acquisitive industrial society are thievery same ones who have been most abus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III. BRIEF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pproximately 20years old. In 1979, in Houston, Texas, residents formed community action group to block a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from being built in their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 Neighborhood. In 1982, environmental justice made news in Warren, North Carolina when a protest regarding the sitting of a PCB landfill in a predominantly African American area resulted in over 500 arrests. The Warren protest was followed by a report by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which found that three out of four landfills in EPA Region 4 were located in predominately African American areas, even though those areas comprised only 20 percent of the region’s population. An additional report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was published in 1987 by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entitled ‘Toxic Waste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found that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a community ? more than socioeconomic status ?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of whether or not a commercial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would be located there.” 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eminar was held in 1991 in Washington D.C. and was attended by 650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attendees adopted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were circulated at the Earth Summit in1992 in Rio de Janeiro. In 1992, the EPA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Equity Workgroup. On recommendation from this group, the EPA started an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1994, the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took another look at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report. They found that minorities are 47 percent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live near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 The latest initiative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ccurred in 1994when President Clinton issued Executive Order No. 12898 which ordered federal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Title VI for all federally fund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at affect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Title VI states, “No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on the ground of race, color or national origin,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be denied the benefits of, or be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under any program or activity receiving 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hough overdue b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t standards, President Clinton’s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crease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for which they were arguably already responsible, but now there was a clearly articulated standard.
IV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fundamentally tied to th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placed on the disenfranchised members of our society: minorities, women, and the poor. Sever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ies have emerged ? among them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Bioregionalism ? to attempt to explain how it became acceptable to exploit the environment while endangering the health of certain groups of humans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ec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se ecological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are presented as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s use risk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allow projects to move forward. “When landscapes and ecosystems are regarded as commodities, then members of an ecosystem, including human beings, are treated as ‘isolated and extractable units.’”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determines how much exposure is acceptable in terms of “one-in-a-hundred-thousand or one-in-a-million additional ‘acceptable’ deaths for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While neutral on its face, risk analysis serves as a means for justifying disproportionate treatment for some” acceptable” percentage of an exposed human population. However, this method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ecause there is no set standard for which tests to use in determining risks. Therefore, extreme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can be reached about the same risk depending on which tests are used. When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project is being proposed, if it is a well-organized and economically well-off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risk analysis numbers showing an unacceptable risk resulting in permit denial. However, if the negative impact is going to fall mainly on people who are not able to fight back, then the project will most likely go ahead with a risk analysis showing unacceptable risk by the permitting agency. There are alternatives to risk analysis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fra, in the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ction. Deep Ecology is an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at places huma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systems rather than outside or central 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 humans are considered to be equal, not superior or more important, in value to other component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It is a science based philosophy in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but it is also a true philosophy in that it encourages humans to delve “deep” into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Arne Ness,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Deep Ecology, has developed a set of seven tenets which, when considered together, would form a typ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 fourth tenet focuses on anti-class posture. “Diversity of human ways of life is, in part, due to (intended or unintended) exploitation and suppression on the part of certain groups. The exploiter lives differently from the exploited, but both are adversely affected in their potentialities of self-realization.” Naess and supporters of Deep Ecology believe that if we could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ll of our actions on everything in the system (and importantly place humans within the system) that we could achieve social justice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ne of the tenets is to fight against pollu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two tenets describe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treat all people equally while reducing pollution. Naess believes that when one of the tenets is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problems will arise, and either the environment or a class of people will suffer. Therefore, Deep Ecology requires inclusive, open thinking rather tha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focus that we now predominately use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allow a polluting industry to develop or continue, or when determining where they can dump their hazardous waste.
There is a small but growing section in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movement called “bioregionalism” that envisions a redrawing of political boundaries to follow the contours of local ecosystems.”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cultur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institutional values which threate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This movement believes that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begin functioning on a reg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affects of polluting industry Bioregionalisms call this ‘living in place.’ Bioregionalism means that “you are aware of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and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choices that them.” More radically they believe that people need to live in a sustainable way that involves living in regional units that provide for its inhabitants while co-existing with the natural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ccurs because the emphasis for development is often not based on local needs 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r biological diversity. When the emphasis is on the industrial needs, rather than cultural or ecological need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destined to occur some eco feminist theorists have stated that the feminization of nature is what started the ability to degrade the earth and people without regret. Popular environmental slogans state “love your mother.” However, equating the earth and nature to a woman can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spect women. A recent Earth First! Slogan illustrates the problem: “The Earth is a witch, and the men still burn her.” As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e definitely do not want to encourage the idea that mother earth will absorb everything we lob at her without asking anything in return. “Mother in patriarchal cultures she who provides all of our sustenance and who makes disappear all of our waste products, she who satisfies all of our wants and needs endlessly without any cost to us. Mother is she who loves sand will take care of us no matter what.”

英文原文出自以下网站:
http://www.law.fsu.edu/journals/landuse/vol17_1/kibert.pdf








绿色正义:环境非正义的全面剖析(译文)

NICOLE C. KIBERT
I. 介绍
环境的非正义经常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之中,由于他们经济地位不高,所以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有毒废料在这种群体中的传播以及对当地不需要的土地的利用(LULUs)等等,这是一种环境不公正是现象。本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环境不公道的现象和回顾潜在的法律, 实践,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解答如何达到环境正义。 最初的"环境正义" 是首先在"环境种族主义"提到的。它是对不同颜色的人的不均衡的冲击与歧视。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确切的环境健康风险被蒙骗在更低的收入种族和族群中。为了将"环境种族主义"包含在“环境正义"之中,并且避免叫此行动为"种族主义者的额外行李"实践者几乎完全规定" 环境正义"相当于环境种族主义"虽然一次讨论关于命名原则也许似乎多余, 但就讨论的状况起源和战略上来讲,为达到环境正义,它实际上不可缺少。社会分配方式对公众关于一个词组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环境正义" 是指依据宪法给予的权利,所有人民都应该居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种族平等。
II. 什么是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保护代办处对"环境正义" 下的定义是:所有人民应当受到公平的对待和有效地介入到环境发展, 环境法章程和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之中。不管种族, 颜色, 原国籍, 或收入。 公平对待意味没有小组,包括没有种族, 没有种族洛可可式的经济集团。对环境污染的责任,大家应该负担一个不均衡的份额。消极环境后果起因于工业,市政, 商业操作或施行的联邦、部族节目。许多研究显示:在过去20 年中, 少数非裔美国人特别容易遭受到由于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危害。不幸地, 有许多例子可供选择来说明这种情况。Colin Crawford, 在他的书里, "跳舞小河的骚乱"中谈论到了那些了不起的企业家在努力选址的过程中将一种新的有害废料设施安排在密西西比的Noxubee 县。显眼地, 当Crawford 将Noxubee 县与其它县比较时, 他发现在1970 年-1993年间,它有最高的年平均失业率, 功能文盲也以一种高速率在增长。在其最低的captaincies区域,成人人口的百分之51.34 只有中学毕业证书。 另外, 12,500 人民居住在Noxubee 县, 百分之70 是非裔美国人和贫寒。 Crawford 发现了有害废料转储在这个贫寒县不主要是意外事故, 而是一次故意的竞选。少数非裔美国人,多数是白人, 在政治上强有力, 白人说这样会带来新工作机会,经济发展回更快的假的诺言。 如同Crawford 陈述, "谁经常忍受工业社会排泄物而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之中生存的人往往是被历史忽略的人。"
III. 环境正义运动的简要历史
环境正义的正式历史起源于20多年前。1979 年,在休斯敦, 得克萨斯, 居民形成社区活动小组阻拦一种有害废料设施被修造在他们的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聚居地。1982 年, 最有新闻价值的关于环境正义的报道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当一个抗议关于PCB 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的会议取得了完全成功。 Warren的抗议报告发现了会计办公室的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虽然那些区域只有百分之20 住人。1987 年一个另外的报告演讲环境的不公道被出版了。由基督教会授权的"有毒废料和种族团结的教会"发现在团结的状态的社区是没有一种商业有害废料设施不会在那里被找出的。1991 年"颜色环境领导研讨会在华盛顿D.C.举行, 并且有世界各地650 个人出席了该会议。到会者采取了被散布在地球山顶的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套"环境正义"的原则。1992 年, EPA 建立了一个环境产权工作小组。由这个小组推荐, EPA 建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1994年, 政策制定中心看了看基督团结教会在1987的报告, 他们发现少数人种比其他人多百分之47 的可能居住在有害废料设施附近。 最新的主动性环境正义发生在1994克林顿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中。第12898 文件下令联邦政府机关遵照标题VI ,杜绝所有联邦被资助的节目和活动影响人类健康或环境。标题VI 表明:"没有人将在美国的地面,受到种族, 颜色或原国籍的歧视从而被排除, 被否认而得不到好处,大家都有权根据任一节目或活动接受联邦经济援助。"根据环境正义活动家标准, 克林顿政府增加了政府责任, 为那些争论已经负起了责任,现在有了一个清楚、明确的表达标准。
IV. 环境不公道的起源
环境的退化的负担根本上被不均衡地安置在我们的社会的不同阶层: 少数民族, 妇女, 和贫寒人口。从而涌现了环境哲学,在他们之中有深刻的生态主义, 生态学女权主义者都试图解释怎么使环境污染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危及特定人群健康的时候变得可接受。在这个部分, 对这些生态学哲学进行简要的回顾, 并且对工业风险进行分析检测, 提出了环境不公道的起源可能的解释。产业和政府使用风险分析确定是否允许项目进行。"当风景和生态系统被认定为商品, 然后生态系的成员, 包括人, 被认为是被隔绝的和可取的单位。"工业风险分析确定是可接受的根据"。但是, 这个方法是根本上有缺陷的因为没有测试使用在确定风险的集合标准。所以, 极端不同的结论可能是使测试与不测试达到大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潜在地危害项目被提议, 如果这是在一个组织完善和经济上充裕的社区, 社区成员能产生他们自己的风险分析数字显示一种不能接受的风险造从而否认许可证。但是, 如果负面地影响使得人们无力还击, 该项目很可能在先前的风险分析显示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被允许。他们将有选择性地对风险分析进行讨论,来达到环境正义。本质的生态是安置人在生态学系统而不是在外部或中央之内的生态学哲学。另外, 人被认为是平等的, 没有特权和贵贱, 按价值对一个生态学系统的其它组分。生态系统的其他价值是基于其哲学价值的,而哲学价值又是以生态系统本身为根本,并且他又是一个哲学理念,那就是鼓励人们将这一本质作为其基础价值。Arne Ness,深刻生态主义之父, 开发了一套七条原则,当组合在一起时, 会形成一种生态学意识。第四个原则焦点在反类姿势。"人的生活方式变化, 一部分是由于(意欲的或不愿意的) 开发和镇压在某些小组而形成。开发与剥削不同, 但两个均有害地影响了认识自我的潜在性。"深刻生态主义者Naess 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影响我们的一切行动在系统中集中起来。(重要地是安置人在系统之内) 那我们就能达到社会正义和居住与环境一致。另外一个原则则是与污染和资源怠尽做斗争。将其结合起来, 这两条原则就描述了环境正义: 相等地对待所有人民,努力减少环境污染。Naess 相信这两个原则当中的一个独立地出现时, 一部分环境或人类将遭受污染。所以, 深刻的生态要求包含的,开放的思维与价值观比起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业风险分析来确定是否允许污染产业出现或继续,或确定何处他们能倾销他们的有害废料的方法要好得多。有一个影响小但正在增长的部分在生态学哲学中叫做" bioregionalism"的运动正在侵蚀着政治经济系统。 "现代文化的全球化对文化的传播和生态学价值的变化作出了贡献。这运动相信, 对于人们而言将非常有必要开展一种机制来保存环境和保护自己免受污染产业影响。Bioregionalisms 认为这叫居住到位。 Bioregionalism 意味着 "您意识到生态, 经济, 和您居住地方的文化, 并且承诺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更加根本地相信,人们需要一种能够与之相邻的自然生态系相共生的一种能承受的方法。环境不公道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为发展经济经常不根据地方需要或文化或生物变化而开发。当着眼于工业需要, 而不是文化或生态学需要时, 环境不公道则像女权理论家阐明的那样将贬低地球和人民的能力而没有遗憾。普遍的环境口号陈述为"爱您的母亲"。然而, 视同地球和自然像妇女一样使我们忽略了一种消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家长式社会中而不尊敬妇女。最近地球首先 喊出一种口号: "地球是妓女, 男人仍在奸污她"。正如我们正在进行的环保运动一样,大地母亲将吸收一切我们抛投在她那里的东西并且没有要求任何东西的回报。 "母亲在家长式文化下提供所有我们的生计并且吸收我们的废品, 她无限制地满足所有我们的需要而不计我们任何的费用。不管我们是什么,大地母亲都会像爱他的儿子一样爱护我们。


李恒,东华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法学学士。潜心研学环境法学多年,有多篇相关文章在各类法学杂志发表,希望结交致力于环保法律事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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