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开走被交警扣留的车辆该定何罪

左国新


[案情简介]：2003年3月2日，李某驾车行至某路口时，因违章被交警拦住，交警将其车扣留在交警中队停车场，第二天中午，李某来到交警中队准备接受处理，见值班人员不在，便将自己被扣的车开走，藏匿在亲戚家中。两天后，交警中队发现李某的车辆不见了，立即告知了李某，并提出赔偿李某损失2万元，李某表示同意并接受了交警队赔偿的2万元。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诈骗罪。理由是：李某将车开走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真相，使得该中队在找不到车的情况下，“自愿”地向李某赔偿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理由是：李某乘中队值班人员不在，把自己被中队扣留的车开走，所采用的手段就是秘密窃取，而且涉案数额巨大，虽然车辆的所有权是李某，但当时车辆正处在交警中队的合法占有状态（交警依法扣车）下，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诈骗罪和盗窃罪。理由是：李某秘密把车开走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后面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交警中队2万元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应该数罪并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是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李某的车因违章被交警中队扣留，只是暂时失去对该车辆的控制而并没有丧失对该车的所有权，因此，李某私自开走被扣的车辆，因该车所有权属于其本人，李某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故意，所以，李某的行为只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至于其后面取得交警中队的2万元，李某并没有刻意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来追求这一“利益”，是交警中队自己“误会”了，所以李某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李某所得的这2万元钱因无法律上原因，属于不当得利。因此，李某应将2万元返还给交警中队。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被害人是由于行为人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而信以为真，以致“自愿”地将自己所有的财物交给行为人或放弃自己 的财产权。诈骗罪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获得或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中，李某虽有隐瞒车辆去向事实的故意，但这种故意是为了掩盖自己盗窃车辆的行为，并不是有意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交警中队赔偿李某2万元是因为李某“盗窃”车辆的行为造成的，不是因为李某诈骗而陷于错误意识处分财产，故不成立诈骗罪。
其次，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构成盗窃罪必须要符合三个特征：一是形式特征——秘密窃取的方式；二是本质特征——对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构成侵犯；三是数量特征——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或多次盗窃。本案中，李某乘交警值班人员不在，私自开走车辆的行为，是典型的秘密窃取方式，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争议比较大的，是交警中队暂扣的车辆，算不算公共财产的问题，这也是判断本案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根据刑法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些私人财产一旦受到损失，负有管理、使用、运输的国家或者集体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中队扣留李某的车辆，中队就负有管理（保管）该车辆的职责，按上述规定，该车辆就属于公共财产，且数额巨大，因此说，李某私自开走被扣车辆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物（数额就是交警中队损失的2万元钱），构成了盗窃罪。
综上所述，李某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不是不当得利，也不构成诈骗罪，不能与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作者：江西省上高县检察院 左国新
邮编：336400

民事裁判的范围

□尹振国


[裁判要旨]
　　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向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1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归还日期）至2010年7月6日止。逾期每天需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整。该笔债务由被告华某提供担保。2010年8月25日，被告陆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徐某汇款人民币15000元，偿还其2010年5月27日向原告徐某的借款。
原告徐某诉称，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由被告华某担保，向我借款人民币10万元，约定于2010年7月6日归还，如逾期则每天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但被告陆某至今未归还借款。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陆某辩称，借款是事实。但我于2010年8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归还了人民币15000元，现实际欠款为人民币85000元。约定的逾期滞纳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多按银行贷款利息4倍予以计算。
被告华某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陆某相同。对本金和利息，愿意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85000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违约金，其中本金人民币100000元自2010年7月7日计算至2010年8月24日，本金人民币85000元自2010年8月25日计算至2010年9月9日。
　　二、被告华某对上述债务、逾期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华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陆某追偿。
　　四、驳回原告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中的违约金计算时限，计算到起诉之日还是判决书确定之日？
[法律分析]
　　本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滞纳金实际起着惩罚违约者和补偿守约者的作用，应视为违约金。本案中的原告徐某在起诉时，把违约金的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要求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2010年7月7日至起诉之日即9月9日计63天，每天300元，计63*300=189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按照“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法院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来确定违约金的起止期限。
　　1、本案的裁判范围问题
　　民商法理论上的处分原则，又称处分权主义，是指当事人对诉讼请求享有主导权的原则。民事诉讼贯彻处分原则的依据是，民事诉讼的裁判对象是私法上的权利，而私法上的权利在裁判以外或按照私法自治原则由当事人自由处分。作为私法自治原则在裁判中的体现，民事诉讼承认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其实体权利进行自由地处分。　　
　　按照民事诉讼理论对处分原则的规范性解释，处分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是“不告不理”原则，在当事人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主动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二是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和请求范围的确定，应当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实行当事人主义。法院在审理中受起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的限制，不得审理诉讼请求范围以外的问题。作为例外，对于诉讼费用，原则上实行败诉者承担的原则，并由法官依其职权作出具体数额的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要求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其将违约金的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法院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而不能超越其诉讼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　
　　2、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实施理由。所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原告所提出的实体权利的主张，在内容和所涉及的范围上，必须具体化，能够界定，否则法院无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诉讼请求很明确、具体，法院有权依据其诉讼请求作出裁判。
　　原告代理人提出，如果笼统地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或者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将导致其诉讼请求不具体，不好交诉讼费，因为诉讼请求要在起诉之日明确，而在起诉之日无法预知判决确定之日。实际上，不能机械理解法律规定，法律规定的“具体化”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只要法院能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就够了。如果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或者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不影响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和裁判。在缴纳案件诉讼费时，可以先预交一定金额，待案件判决确定后（判决中有关于案件受理费数额），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办理。
　　违约行为时间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方损失的多少。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权利人的损失一般为利息损失。由于本案中，起诉时间到判决确定之日有近三个月的“空白期”，在该空白期内，原告有利息损失，法院判决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违约金，已经对原告有所补偿。民法以对权利人进行补偿为原则，“任何人不应从他人的违法行为中获利”，在原告徐某明确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法院判决已对其损失有所补偿的情况下，其又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属无理要求，法院不应支持。
　　3、法官的释明权行使限度问题
　　原告徐某提出，在庭审中，法官没有提醒其明确诉讼请求（即没有询问其将违约金计算到何时），导致其经济损失。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官释明权行使范围问题。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张或陈述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证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足的予以补足，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释明权是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的一种诉讼行为，法官实施这种诉讼行为的对象是当事人，其目的是引导诉讼的有序进行，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施行,强化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责任,体现了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第一次创设了审判人员的“释明义务”。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该有限度，否则就会被滥用。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遵守公开、中立、适度原则。换言之，法官的释明权应有限度，即法官的释明内容一般是抽象的，不应具体到细节；涉及处分的法律后果时，应作假设性、选择性提示，而不应作倾向性、唯一性提示。如果法官在原告诉讼请求具体、明确、并无不当的情况下，友情告知或提醒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以便对原告有利（使本案原告获得更多的违约金），则是对原告的偏袒，对被告的不公，已突破了释明权的范围。违背作为现代审判基础的不告不理原则。.
　　4、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实现法律对民事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而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的，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该原则才能够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超出了特定范围、不符合特定的条件，就没有该原则发挥作用的余地。
　　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意思自治不能损害国家、社会、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视为有效。
　　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过高，则易诱发金融风险，损害社会利益。国家对民间借贷的利息进行适当限制是合理的，并非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
　　民法以补偿为原则，以惩罚为例外。违约金起着惩罚违约者和补偿守约者的作用，但应以补偿守约者的作用为主。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易引发合同当事人故意诱使对方违约以牟取高额违约金的道德风险，也违背民法以补偿为主的原则。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可认为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双方约定了每天300元的滞纳金，显然已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原告徐某声称是借高利贷转借给被告陆某的，其经济损失很大，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法院只能将其遭受的损失认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倍。至于违约金最终如何调整，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当事人无权干涉。本案中，法院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确定违约金，已经对原告徐某的经济损失予以合理、充分的补偿。
　　5、关于裁判的时间问题
　　法官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在证据支持的事实（法律事实）已经查明的情况下，法官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官即拟判决书稿，在闭庭后，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判决书，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先审后判的问题。判决的送达之日即为判决的确定之日，判决书上注明的时间只是判决书的写作时间，而非判决确定或宣判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