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道重要保障线。这部法律出台后已施行21年，至今未进行过修改，但由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包括“解释九十八条”、“证据八十条”、3个涉外行政诉讼解释、关于协调和解的意见、管辖规定、撤诉规定、适用法律规范纪要、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等），来辅助其具体实施，这使得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渐得到丰富和具体适用，对于依法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大力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经过21年的司法实践，这部法律的诸多缺陷已显露出来。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现实国情地修改《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审判制度、机制和方法创新，推动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已成为紧迫的社会需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2011年3月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修旧法”的任务与“立新法”的任务并重，三大诉讼法都纳入了修法计划，《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已经启动，人们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司法实践早已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需进行修改，但其出路是什么？宜作大改、中改还是小改？修改过程中应遵循什么原则？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修改？这些问题都亟需系统地作出回答。

　　面对如此重大的现实课题和系统工程，总结《行政诉讼法》多年施行的经验教训，结合行政法治发展的客观要求，笔者以为该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现在仍然可行，无须根本否定；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需加以修改补充。简言之，把那些已看清楚问题症结所在并就解决思路形成共识的内容（包括通过司法解释已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尝试得到检验的内容）加以调整修改补充，其他内容暂不改动，也即采用适度修改的中改方案，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在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

　　一、贯彻优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里的表述顺序是行政诉讼立法的直接目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立法依据。我认为，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内容和表述顺序进行调整完善，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按照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直接目的、立法依据之顺序进行表达。故建议将《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将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也即首要目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文本开篇就鲜明地提出来，表现出本法的基本品格，有助于统领整个法律文本的体系建构和内容安排。

　　二、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受案范围过窄，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的八类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不统一，从立法技术上讲存在瑕疵；三是“肯定列举”的叙述模式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须要扩大，有必要通过明确赋予诉权并简化诉由的方式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适宜采用概括式肯定规定加上列举式否定规定，再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并根据检察监督原则增加公益行政诉讼，这样的受案范围更能体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新型关系，能够加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具体来说，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就行政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争议是指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产生的需要通过法律调整的争议。”“公民就行政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述规定的要点在于：首先，以“行政争议”代替“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准；其次，以“肯定概括加否定列举”模式代替“肯定列举加否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第三，实际上将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纳入了行政诉讼的附带审查范围。作此修改的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是我国公民具有行政诉权的宪法依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可看作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行使行政审判权的宪法依据。《行政诉讼法》作此修改的设计意图，主要是从公民诉讼权利和法院的司法审判权力两个方面，以及从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和建构行政诉讼制度。

　　其二，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行政争议，这些概念中哪一个能够更好地与行政诉讼范围相衔接呢？对此，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一直在进行探讨。众所周知，《行政诉讼法》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以“对行政行为不服”概括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使用“具体”二字；而“具体行政行为”也好、“行政行为”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因为引起了行政争议而被起诉到法院。鉴于行政争议的提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在着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这一点上现已达成较多共识，故以“行政争议”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能更好地与现有法律话语系统衔接，在《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对此共识予以认同并加以规定是必要的。此项修改的设计理念在于确立一种以行政争议为中心、以公民的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为重点的起诉－受理（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三者之间（指公民与法院、公民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合理安排。这就有利于保证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合法权益获得有效救济，同时促进依法行政。

　　其三，《行政诉讼法》以“肯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权益；而且，这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列举不可能穷尽，分类标准不一致，容易在法律实践中导致交叉和混乱。而以“肯定概括”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较有弹性，在必要时能够最大限度扩大受案范围，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三、应扩大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

　　从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行政诉讼法》关于诉讼参加人的规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狭窄，资格的确立规则不明确；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又无行政相对人起诉的情况下，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不明确，第三人的范围比较狭窄；未建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当事人众多的情况下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等等。故亟需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规则和范围，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明确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并扩展其范围，规定行政诉讼代表人制度及其具体内容。

　　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权益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人民检察院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同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或者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作此修改的理由在于：

　　其一，行政诉讼的原告首先应当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事由既包括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益直接造成侵害，也包括非直接造成侵害（即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应包括《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其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有时并无直接、具体的相对人因为受到伤害提起诉讼。在此情形下，为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必要规定公益行政诉讼。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原告范围。当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有必要对国外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加以考察借鉴。在英国，法律对于公益的司法救济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在当事人起诉资格自由化方面也有了一些发展，总体而言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朝着统一和宽泛的起诉资格方向发展（例如检察总长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司法审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还可以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作为居民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居民利益也有资格申请司法审查）。在美国，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不断降低原告资格要求，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日本，规定了类似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民众诉讼，对于原告的资格要求也很宽泛。[1]我国在建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时，对于原告资格当下宜作适度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带来程度不等的不利影响，如果赋予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资格，会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保护。但由于多种原因，公民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有可能不敢、不愿、不会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时，首先由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是必要的、适当的、高效的。当然，从操作实务考虑，有必要将公益行政诉讼的提起主体分为两个序列，由检察机关作为第一顺序，其他提起主体作为第二顺序。也即在人民检察院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由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其三，《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第三人的基本要件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考量，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虽然不同（例如称谓、种类及相关法律条文表达有所差异），但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大同小异，往往不仅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还包括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且，所谓“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并不能完全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容。例如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中介的第三人，很大一部分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因此在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中应该增加“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

　　四、应扩大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从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救济范围是逐渐扩展的。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例如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司法资源的增加，诉讼理念的演进，等等。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救济的范围，除了违法侵权责任以外，将行政合同违约责任、行政指导过错责任、公共营造物致损责任以及补偿责任等等纳入救济范围，已是客观要求。故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和意见：

　　1．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因违法或者过错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参照民法相关规定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的过程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公民单独就损害赔偿、补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或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其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没有对赔偿责任进行规定，其原因在于《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已经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而相比之下，却没有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统一的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中对赔偿责任进行统一规范是必要的。其二，赔偿责任的理由不应仅限于侵权，还应包括违约、过错、风险等。随着现代行政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已成为广泛运用的广义行政行为，行政实务中频频出现的行政合同违约、行政指导致损等现象，却往往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条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将行政合同违约的赔偿责任和行政指导致损的过错责任包容进来，使行政合同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规范地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其三，建议将行政补偿也纳入《行政诉讼法》。具体理由在于：（1）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合法与违法两种情形，由于行政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危险性，即使是合法行使也存在对公民个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故有必要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补偿的理论基础为“公平负担原则”，补偿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而我国在立法上已对此作出了一定的回应。[2]（2）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都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第二，都是行政权的行使造成的结果；第三，都是对受损合法权益的弥补方式；第四，弥补损失都可以采用金钱给付方式。基于以上共同点，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补偿适用行政赔偿的程序是可行的。相应地，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也需作补充，即建立以违法或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或补偿责任为辅的多元归责体系。过错主要针对形式合法但实质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针对公共营造物设置管理不当而承担的赔偿责任。（3）适时地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法律体系。

　　3．建议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一章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设立与行政诉讼相配套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由各级财政直接统一管理。人民法院作出的有支付内容的判决生效后，同时签发支付令。胜诉的当事人持判决书和支付令到被告所属一级政府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指定代管银行领取赔偿金。财政经费管理机关从被告行政机关下一年度财政拨款中直接扣减。”

　　作此修改补充的理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赔偿制度架构不尽合理而造成赔偿渠道不顺畅，导致每年大量的行政赔偿金闲置未用，而胜诉的行政相对人却得不到及时赔偿，其权利最终得不到实际救济，形成“司法白条”，大大伤害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严重影响到有关国家机关的信用和权威。建立法院支付令制度，完善国家专项赔偿金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行政赔偿、补偿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该法条创设的救济机制，主要特点在于直接性和通畅性。这种直接模式有利于避开行政机关的阻力，克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需另行立案才能执行这一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不合理现象，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院支付令的制度设计可参考英国的特权令（prerogative orders）之一的执行令（mandamus）制度。[3]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我国法院支付令制度和赔偿准备金制度，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五、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公法制度和公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行政诉讼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中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在逐渐形成共识的几个程序性制度环节，应果断决策、积极创新，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例如，诉讼期间原则上停止所争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一部分案件适用调解方式和简易程序，等等。具体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是：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号）

　　　　　
　　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4月20日通过的《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业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2年5月3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6月6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的决定

（2012年5月3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

　　（2012年4月2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12年5月3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和保障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知识城）的建设和发展，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营造适宜人才集聚、创新创业的环境，发展知识经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知识城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服务等活动。
　　知识城的范围按照法定程序确定。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知识城开发建设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知识城的发展。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知识城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第四条 中新广州知识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知识城管委会）负责知识城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市人民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推进知识城的建设和发展。
　　第五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在行政事务、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坚持科学发展，改革创新，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鼓励和保护创新创业，促进国际创新合作。
　　第六条 本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适应知识城发展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对有关地方性法规的适用范围进行修改；本市制定的政府规章不适应知识城发展的，知识城管委会可以提请市人民政府就其在知识城的适用作出决定。
　　根据知识城发展的需要，市人民政府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违背本市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单独适用于知识城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
　　第七条 知识城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坚持规划先行，生态优先，发展知识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管理与服务
　　第八条 知识城管委会在知识城行使市人民政府相应的行政管理权，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组织编制和实施知识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
　　（三）组织编制和实施知识城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根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知识城的土地利用依法实施管理；
　　（五）统一管理知识城的发展改革、经贸、科技和信息化、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房管、环保、建设、审计、国有资产监管、规划、统计、工商、知识产权等行政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知识城管委会根据国务院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省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的决定，行使其委托、下放或者以其他方式交由知识城管委会行使的行政管理权。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对知识城管委会的具体行政管理职责、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及市人民政府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知识城的职责予以明确，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知识城管委会可以根据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按照精简、协调、高效的原则，设置、调整相应的管理机构，并可以依托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合署办公等方式实施行政管理。
　　鼓励知识城管委会在行政管理体制、机构运行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
　　知识城管委会的管理机构依据知识城管委会的决定行使行政管理权。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对管理机构及其具体行政管理职责、公共服务的范围予以明确，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规范行政行为,依法行政，建立公开、透明、廉洁、高效、务实、便民的行政运行机制。
　　第十一条 知识城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实行一站式受理、集中审批、限时办结、跟踪服务等制度。
　　知识城管委会及其管理机构为知识城的单位和个人办理审批、登记、备案、年检和其他事项，应当简化程序、缩短期限、优化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知识城管委会及其管理机构应当将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的办理程序、应提交的资料、受理机构和地点、办结时限等相关信息在办事窗口予以公示并通过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或者其他方便查询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支持和引导知识城的单位和个人参与知识城的社会事务管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推进社区自治，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利益诉求、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
　　知识城管委会可以在社会事业、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建立购买公共服务等制度。
　　第十三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协调进驻知识城的海关、检验检疫、边防、外汇管理、港务、民航等单位创建高效便利的通关环境。
　　鼓励和支持前款规定的进驻单位实行业务信息共享，优化工作流程，为知识城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便捷的通关服务。
　　第十四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建立知识城重大事项决策咨询机制，设立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和工作方式等由知识城管委会另行规定。
　　知识城的规划、重点工程建设、大型项目引进等重大事项以及对知识城发展或者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决策前，应当组织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中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论证，作出决策后应当将决策信息向社会公开。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政策指导、简化办事程序、建立审批快速通道、申请或者协助申请优惠政策等措施支持知识城的建设和发展。
　　有关知识城建设和发展的事项，依照规定需要由市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审批的，市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报请审批；对由知识城管委会直接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审批的，市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提供便利和支持。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监察部门应当加强对知识城管委会工作的监督。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知识城管委会及其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向社会公布统一受理投诉、举报的电话、信箱、电子邮箱，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在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举报人。
　　第三章 规划与建设
　　第十八条 知识城的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节约集约用地、推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原则，体现区域特色，符合知识经济发展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需要。
　　经批准的知识城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严格执行，未经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不得修改。
　　第十九条 本市城乡规划应当统筹协调知识城与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与知识城管委会应当互相配合，按照城乡规划的要求组织建设知识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并使其相互衔接。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按照经批准的城乡规划在知识城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设施项目。
　　第二十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按照生态城市和智慧城市的要求，组织开展下列工作：
　　（一）建设集中式的污水处理和中水利用设施；
　　（二）投资建设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等系统工程；
　　（三）建立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回收利用系统，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四）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建立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的、高水平的园林绿化体系；
　　（五）采用绿色建筑技术，建设高于国家、行业以及地方节能标准的低能耗建筑；
　　（六）推广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鼓励使用符合低碳发展要求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七）高标准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推进交通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建立快速、高效的道路交通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道路交通实况监控和交通信息即时发布平台；
　　（八）高标准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全面应用；
　　（九）其他与生态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有关的事项。
　　第二十一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人口规模合理规划居住用地，科学配套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休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适宜居住的新型城区。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第二十二条 知识城的土地利用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建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动态评估、监测机制，实行与现代产业相适应的差别化供地模式，创新土地利用管理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二）知识城管委会应当确保土地利用以产业用地为主导，建设用地应当优先用于知识城重点发展的产业；
　　（三）土地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和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四）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用地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方式。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使用权的，应当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限制转让的条件，以及依法转让时知识城管委会的优先购买权。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知识城城乡规划、产业发展需要，制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条件、标准和程序，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建立产业用地评估制度，对产业生命周期、投入产出效益等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不同的产业确定相应的土地使用期限。
　　第二十四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建立企业土地使用的退出机制，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土地退出条件，当合同约定的情形发生时，知识城管委会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收回土地。
　　第二十五条 知识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收益全额留存知识城管委会，按照国家规定扣除、计提有关费用和政策性资金后，主要用于知识城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六条 跨区域、过境工程需要占用知识城用地或者从其地下穿过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办理建设项目的项目选址、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前征求知识城管委会的意见。
　　知识城相邻五公里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可能对知识城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的，有关部门在办理建设项目的项目选址、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之前，应当征求知识城管委会的意见。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征求意见的部门。
　　第二十七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对因知识城建设而被征地的农民进行妥善安置，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协助其自主创业和再就业。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相关政策的规定，保障被征地农民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提高公共财政对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补助水平。
　　第四章 产业促进
　　第二十八条 知识城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金融服务、先进制造等知识密集型产业，重点引进创新能力强、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绿色环保的知识经济项目。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建立产业调查以及评估分析制度，根据调查和评估分析的情况，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产业促进和调整政策并向社会公布。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以及环境影响、资源节约、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等要素，建立项目评价和准入、退出制度，编制产业发展目录，明确鼓励、限制、禁止发展的产业，并向社会公布。对目录中禁止发展的产业，不得引进；对限制发展的产业，限制引进。
　　第二十九条 知识城应当在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先行先试，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知识城从事现代服务业并开展创新业务，但国家明确禁止的除外。
　　第三十条 在知识城设立企业，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符合企业设立条件，但经营范围中有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企业申请工商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办理筹建登记，先行确认企业法人主体资格，期限为一年，可以续期一次，续期不得超过一年。在此期间，企业可以开展与筹建有关的活动，但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经营项目经批准并取得经营资格后，企业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在孵化器等集中办公区内办公的，可以用统一地址申请工商登记的住所；
　　（三）知识城企业申请跨类经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核定，但申请的经营范围中有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四）以知识产权和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科技成果或者股权、债权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由出资各方依法协商约定。以国有资产出资的，应当符合有关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
　　（五）以货币作为首次出资或者增资的，可以以银行出具的企业交存入资资金凭证或者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作为验资凭证；以非货币作价出资的，可以以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或者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作为验资凭证；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在知识城设立的企业的章程、合伙协议实行备案制。
　　第三十一条 申请在知识城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公募基金会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向知识城管委会民政管理机构申请登记，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知识城实行下列财政扶持措施：
　　（一）知识城管委会可以设立专项资金，采用补助、贷款贴息、奖励或者创业投资等方式，对符合知识城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领域、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提供财政扶持，重点建设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设立科技支撑服务机构；
　　（二）采取财政资助、示范性使用等方式，建立对知识城新兴产业或者初创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引导机制；
　　（三）对知识城企业生产的创新装备产品，建立使用首台(套)装备的风险补偿机制；
　　（四）对知识城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
　　（五）其他符合知识城产业发展方向的财政扶持措施。
　　第三十三条 知识城实行行政审批零收费制度，但资源补偿、环境保护和国际对等类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个人缴交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除外。
　　第三十四条 税务部门应当落实国家鼓励创新创业和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优化税收征管机制，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创建有利于知识城建设和发展的良好税收环境。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推动产业发展的需要，提请有关部门对符合规定的产业、行业制定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十五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采取政策引导、资金资助、场租优惠、快速通道服务等措施，支持建立为知识城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下列服务：
　　（一）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知识城设立营业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二）支持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机构、担保机构等为知识城企业提供贷款、保险等各类金融及相关服务；
　　（三）支持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在知识城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服务的科技支行、小额贷款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
　　（四）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为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小额贷款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针对知识城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信用贷款、信用保险、贸易融资、产业链融资等提供风险补偿；
　　（五）通过企业化运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和基金，采取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等多种方式，引导境内外创业投资机构在知识城开展投资业务；
　　（六）支持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创业投资机构等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在知识城设立机构或者开展投资业务；
　　（七）支持知识城企业上市，支持非上市企业股权转让；
　　（八）开展科技保险服务，对在知识城投保科技保险的高科技企业给予财政扶持，组织建立创新风险转移机制；
　　（九）其他金融服务活动。
　　市人民政府财政、金融、科技和信息化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前款规定的各项活动给予支持和指导。
　　第三十六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对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财政扶持事宜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公平和效益。对财政资金予以扶持的产业、技术、项目等，知识城管委会应当组织专家对其经济效益、发展潜力等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作为是否扶持的依据。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扶持产业、技术、项目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效果等进行评估。
　　第三十七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制定促进政策，支持信用评估、知识产权、人才服务、质量管理、资产评估、法律、会计、检测、培训、咨询等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在知识城设立服务机构。
　　第三十八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知识城产业发展需要，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政策指引和信息咨询、技能培训等配套服务。
　　第五章 人才引进
　　第三十九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制定知识城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流动、评价等制度。
　　第四十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拓展人才引进渠道，建立与国内外知名大学、我国驻外使（领）馆、华人华侨组织、留学人员社团和知名人才中介机构的合作关系。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根据知识城产业规划，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信息库，编制高端紧缺人才开发目录，重点引进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命健康、网络技术、教育培训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第四十一条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在知识城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和分红权激励改革，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奖励、分红权等各种形式的激励。科技人员获得的期权、股权、分红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个人所得税。
　　第四十二条 支持知识城的单位根据需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在创新创业、户口迁移、居住证办理、配偶就业、未成年子女教育、住房购买或者租赁、办公用房补贴、医疗保障等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
　　第四十三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知识城设立人才教育培训机构，培养高层次人才。支持知识城企业通过为在校学生提供科研、实习、见习条件等参与知识城人才培养计划。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各类人才培训机构为知识城的企业培训、输送技术以及管理人才。
　　第四十四条 鼓励境内外专家在知识城从事与创新创业有关的各类合作活动。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教师、科研人员在知识城企业和其他创新组织兼职，鼓励和支持知识城企业的人才到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兼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禁止兼职的除外。
　　第四十五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协调海关等部门对回国或者来华在知识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海外科技专家携带进境自用物品以及科研、教学物品，按照国家规定提供通关便利并落实税收优惠。
　　第四十六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组织建立人才信用记录制度，推广使用人才信用报告等信用产品。
　　第六章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第四十七条 支持知识城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国际合作，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
　　知识城管委会可以采取资金资助、场租优惠、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和支持下列活动：
　　（一）在知识城建立工程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
　　（二）知识城的单位和个人自行或者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境内外设立研发机构和成果转化中心。
　　第四十八条 知识城管委会支持在知识城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创新成果提供咨询和检测、测试等服务。
　　知识城管委会支持在知识城建立企业孵化器等服务机构，为单位和个人创新创业提供服务，促进知识成果转化。
　　第四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知识城企业联合境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组织开展协同创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共享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
　　鼓励和支持知识城企业组建或者参与组建产业技术联盟。符合条件的产业技术联盟，可以申请登记为法人。对获得法人资格的知识城的产业技术联盟，知识城管委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知识城管委会在编制有关知识城的重大科技项目规划、计划、实施方案和制定有关政策文件过程中，应当听取知识城的企业、产业技术联盟的意见。
　　第五十条 知识城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国家、省、市和知识城的科技重大专项，可以按照规定在科技重大专项经费中列支间接费用，用于支付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管理、协调、监督费用，以及其他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
　　第五十一条 对利用知识城管委会地方财政性资金完成的科技成果，知识城管委会应当与科技成果权属人约定实施转化的期限，同时约定期限届满后科技成果权属人不实施转化的，知识城管委会可以许可他人实施转化，科技成果权属人享有约定的权益。
　　对职务科技成果,其权属人自科技成果完成之日起超过一年未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和参加人在不变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与科技成果权属人的协议自行实施转化，享有约定的权益。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和参加人自行创办企业转化该项成果的，科技成果权属人可以依法约定在该企业中享有的股权或者出资比例，也可以依法以技术转让方式取得技术转让收入。
　　第七章 知识产权保护
　　第五十二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采取资助、奖励等措施，支持知识城的单位和个人获得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登记。
　　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成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做好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防范。
　　第五十三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建立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应急援助机制，指导企业、协会制定海外重大突发知识产权案件应对预案，支持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争端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援助。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鼓励、引导知识城的企业建立知识产权预警制度，支持协会、知识产权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目标市场的知识产权预警和战略分析服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举报、投诉、维权、援助平台以及有关案件行政处理的快速通道，完善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和线索通报制度。
　　第五十四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用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采取资金资助、政策引导等措施，支持单位或者个人在知识城建立知识产权交易服务机构、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为知识产权交易提供服务。
　　第五十五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指导和帮助知识城企业制定和实施商标战略，加强商标管理，培育驰名商标、著名商标。
　　第五十六条 知识城管委会应当采取资助、奖励等措施，支持知识城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建立先进标准化体系，参加联盟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研制，加入国内外标准化组织并参与其活动，推动专利技术标准化和标准产业化应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八条 知识城管委会及其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未将审批、登记、备案、年检和其他事项的相关信息按规定公示或公布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知识城重大事项决策前未组织专家论证，或者未将决策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举报人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有关部门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未建立项目评价和准入、退出制度，或者未编制产业发展目录，或者未将产业发展目录和限制、禁止发展的产业目录向社会公开，或者违反限制、禁止条件引进产业项目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未组织专家对财政扶持的产业、技术、项目进行评审，或者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扶持产业、技术、项目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效果等进行评估的；
　　（七）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由其上报的知识城建设和发展的事项未及时上报，或者对由管委会上报的有关事项，未提供便利和支持，影响或者延误工作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有关部门在办理项目选址、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之前未征求知识城管委会意见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在取得企业法人主体资格但未取得经营资格期间开展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知识城管委会可以根据知识城的发展和需要制定并实施与本条例有关的配套文件。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