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审计监督条例


天津市审计监督条例
（2009年11月19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审计监督，规范审计行为，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和区、县审计机关，分别在市长、区县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
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条　审计机关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或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
　　市审计机关对区、县审计机关审计管辖范围内的重大审计事项，可以直接进行审计。
　　市审计机关可以依法将其审计管辖范围内的特定审计事项，授权区、县审计机关进行审计，但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市审计机关审计的除外。
第四条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进行审计监督，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依法审计、文明审计。

第二章　审计监督范围
第五条　审计机关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下列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
（一）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二）本级各部门、本级政府派出机构和下级人民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三）使用财政资金的事业组织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四）本市所属的国有金融机构、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
　　（五）本市所属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
　　（六）市和区、县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七）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项目、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
　　（八）国家和本市规定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审计机关依法对下列由政府管理或者由政府授权、委托有关单位管理的基金或者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进行审计监督：
　　（一）社会保障基金，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基金，救济、救灾、扶贫等社会救助基金，社会福利基金，以及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其他专项基金；
　　（二）社会捐赠资金，包括来源于境内外的货币、有价证券和实物等各种形式的捐赠；
　　（三）依法设立的其他有关基金、资金。
前款所列基金、资金的审计监督，可以延伸审计到与基金、资金有关的财务收支情况。
　　第七条　审计机关接受干部管理部门的委托，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任职期间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八条　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
　　第九条　审计机关应当逐步推进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审计，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和效率、效果进行分析评价。
　　第十条　审计机关对预算管理或者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部门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第十一条　审计机关有权对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依法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三章　审计监督保障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本级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交办的特定审计事项，由审计机关提出专项预算，本级财政应当予以保障。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审计工作。
　　被聘请的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审计活动，应当执行审计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审计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
第十四条　被审计单位应当按照审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下列资料：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和相关业务资料；
　　（二）预算或者财务收支计划；
　　（三）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财务会计报告；
　　（四）运用电子计算机储存、处理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电子数据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文档；
（五）与审计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议纪要等文件资料；
（六）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情况；
　　（七）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八）其他相关资料。
　　被审计单位应当保证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主要负责人应当作出书面保证。
　　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系统进行检查时，被审计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和技术支持，保障审计机关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第十六条　审计人员持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查询通知书，有权查询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
　　审计机关有证据证明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审计人员持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的查询通知书，有权查询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在金融机构存储的公款。
　　有关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　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可以将协助事项书面通知公安、监察、财政、税务、海关、价格、工商等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上述部门在行政执法中需要审计机关协助查证的，审计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章　审计监督程序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审计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职权和审计管辖范围，按照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编制本级的年度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审计计划，报上一级审计机关备案。
　　第十九条　审计机关应当按照审计计划开展审计监督活动，并对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审计监督活动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在编制年度审计计划和开展审计监督活动前，可以向相关单位进行调查。相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审计人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通知书副本等有关证件和文书。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出具审计报告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出具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前，应当征求被审计人员和所在单位的意见。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人员对征求意见的审计报告有意见的，可以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期限，但最多不超过十个工作日。逾期未提出意见也未申请延期的，视为同意。
　　第二十三条　审计项目审计结束后，审计机关应当向被审计的对象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计依据；
（二）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
（三）对审计事项的审计评价意见；
（四）对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规定行为的认定、
处理、处罚意见和依据；
（五）移送有关主管部门的意见；
（六）有关改进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七）与审计有关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四条　被审计单位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应当将审计报告提出的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管理的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二十五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和本市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管理规定，属于应当由审计机关处理的事项，审计机关作出审计决定，并向被审计单位出具审计决定书；属于应当由公安、监察、检察机关或者其他主管部门处理的事项，审计机关出具审计移送处理书，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审计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六条　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审计决定，被审计单位应当执行，并在审计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机关。
　　审计决定需要有关部门协助执行的，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并将协助执行情况三十日内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事项，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审计移送处理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二十八条　专项审计调查结束后，审计机关应当出具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在出具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前，审计机关应当就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有关内容征求被调查单位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被调查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对征求意见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有关内容有意见的，应当自收到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第二十九条　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中涉及被调查单位或者有关部门整改落实的内容，审计机关应当书面告知被调查的相关单位或者有关部门。被告知的单位和部门应当在六十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三十条　审计机关在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时，发现被调查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规定的问题需要处理的，审计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有关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或者审计移送处理书。
　 第三十一条　对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移送处理落实情况和审计报告、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整改落实情况，审计机关应当进行督促和检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审计的单位和部门拒不落实审计报告提出的整改意见或者拒不执行审计决定的，由审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审计机关可以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处理。
　　第三十三条　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法、违纪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 草案条例建议表决稿.doc

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含义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陈自强指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然不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内涵。”[1]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2]这一原则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按通常的理解，契约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依此，债权契约、物权契约、身份契约乃至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均属契约之列，契约非民法所独有。然纵观各国民法之规定来看，契约均归属于债权部分，或者将契约法单独立法以规范债之发生（如我国《合同法》之单独立法，合同与契约只是对英文词contract的不同译文，含义相同）。“因此之故，学说上称债权契约为狭义契约，任何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称为广义契约。契约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的所谓契约，毫无疑问，都是债权契约。”[3]亦即我们理解的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
关于契约自由的含义，依笔者所览之范围，有的将其概括为“定约自由”和“成约自由”两个方面，[4]有的从契约本质出发，将契约自由归结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三个方面，[5]有的将其区别为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决定契约内容、选择契约形式四方面自由，[6]有的学者概括为六方面自由，即在四方面自由上再加了两个自由：变更自由、结束自由。本文以为最后一种概括最能全面阐述契约自由原则：
1、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即任何人均能自由决定是否要成立一定的契约，不受缔约或不缔约的强制。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通常的理解为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的自由，完备的解释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和不与谁缔约的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得由客观的条件辅助，即客观上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否则这种自由将无法真正存在。
3、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各国对契约形式上的限制，本无契约法上的原因，而多出自诉讼法上的考虑。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内容自由，为契约自由的灵魂”[7]，即使契约有严重的不公平，如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具有强制力。当事人首先可以自由决定所缔结契约的类型，同时还可以创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契约类型，其次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法律上的任意规范，任意规范意在补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欠缺，但其无强制变更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功能，故当事人得约定排除适用。
5、变更自由。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合意的方式就契约的给付方式、标的物、价金、债之关系的转移等事项进行调整，此乃契约自由原则的当然内涵。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契约目的、市场环境、社会政治等情势都有可能改变，因时而修正契约使之适合新的情势乃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
6、终结契约的自由。契约的终结往往是因债的履行，对于即时清洁的契约，无所谓终结的自由。此处所说的终结契约的自由，是指在契约关系存续中，当事人可以合意解除或终止契约的自由。如租期未届满的租赁契约，双方当事人可合意提前终止租赁契约，因为随着情势的改变，契约的继续履行不再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益，故当事人享有终结契约的自由能使当事人的目的更可能得以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一般认为，契约自由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中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法学阶梯》中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自然法规则，也成了契约自由的出发点。但应当看到，古代私法中主体的不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法统治、人身依附的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自然经济排斥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契约以及契约自由并未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所以罗马法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契约自由原则。
一般学者认为，古典契约理论是在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契约自由原则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契约自由原则存在一个假定的基础——完备的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完备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的15世纪到18世纪，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脆弱，经济只有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这种要求的体现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以及以此为据的经济管制政策，故而无从谈起契约自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长壮大，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上的无声强制，就足以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要求摆脱束缚和发展，要求充分实现自由竞争。[8]而长期发展而目臻成熟的自由市场已经能较好地适应资本自由发展的要求：1、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和自由性，竞争的双方不受他方控制，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由此，契约自由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与此相适应，契约法没有具体琐细的规定，也不借助社会政策来限制个人的自治和市场的自由。2、大量的缔约当事人可供选择。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种经济主体大量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空间，人们根据市场规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才得以实现，契约自由才可能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虽然属于私法领域，但它从根本上离不开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契约自由无非是政治自由在私法中的体现，是政治自由权的变种。考察一下“交换自由”的发展史，它和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之间、平民之间、奴隶主之间、封建主之间可能存在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但它不具有普遍性，社会两大对立的阵营不可能平等，就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可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初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天赋人权”理论溶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之中，融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自下而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正当职责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以及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9]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契约自由才能实现。同时，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保障自由、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交易的公正提供了保障，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当然，这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得以实现密不可分，但正是这样一种符合自由竞争时代的法律制度，保障了自由，促进了契约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三）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按照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根据理性哲学，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的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则是愈少愈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上，契约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首要原则。
第二，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法的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7、18世纪，而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盛行的年代，此时它常常和社会契约理论结合在一起，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框架和程序性解释，自然法提供实质性的精神。在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如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订立契约的方法，人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通过相互限制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在18世纪末，当社会契约理论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长期努力下，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学说。它是与契约自由并列的理论，只不过它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而契约自由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进一步看，社会契约理论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这表现为，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
第三，经济学领域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彻底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废除限制。[10]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构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11]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三、契约自由原则发展中的困惑
契约自由原则，依现代学者之眼光，其在形成之初带有诸多理想化的东西，这为其在发展之中遇到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这些思想化的东西包括了一系列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抽象平等的；假设市场环境中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以及零交易成本。这些假设在今天纷纷受到了质疑：
（一）主体绝对理性和抽象平等的非现实性
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曾这样评价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12]显然，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矛盾的出现，正是契约自由原则关于“人是一种抽象存在，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的抽象平等和每个主体都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主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因为古典契约法很少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契约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按其所希望的条款订立合同，这种含义即使在19世纪，也仅仅在某种狭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古典契约法所大量采用的一种假定。不可否认，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创立之初，正是自由竞争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为个人，其相互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所以这种带有偏差的假设能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垄断时代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个体发展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公司企业的对抗，双方平等的机会只具有形式意义，所谓的契约自由受到真正的威胁。
（二）完备市场的假设被否定
在契约自由理论形成之初是有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设，即：1、契约不得涉及当事人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就是说基于契约的相对性，契约不会对第三人构成损害；2、充分的信息，市场主体只有了解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才能使其自由的契约行为符合目的性具有必要的基础；3、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这无疑是契约当事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客观要求，否则交易双方无法充分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疑，这些假设在自由竞争时期是比较符合客观条件的，所以自然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假设与“契约即正义”这样一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假定的前提，契约即正义这个命题是不会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无从建立。然而，这些假定的条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加强，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
首先，关于契约不涉及第三人的假定，虽然今天大量的法学教材、著作中都在讲述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但是绝对的相对性已然不复存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契约比比皆是，不论这个“第三人”是抽象的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还是具体的个人、企业、组织，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得我行我素，法律的干预却显得理所当然。今天，“契约对第三人效力”的命题已被学者们广为研究。
其次，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在自由竞争时期，简单的生产与交换、不发达的技术、单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市场使得充分掌握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今天的市场信息量之大、信息关系之复杂远不是当初的学者所能想像，人们因信息的失真而意思表达错误已是平常之事。
第三，关于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的假定，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易伙伴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上是存在的，但随着自由竞争的加剧，为避免两败俱伤而出现了垄断，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人为的垄断之外，还出现了自然垄断和国家为了国计民生而制造的强制垄断。垄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假定条件最主要的否定，在垄断面前，你所谓的选择自由已荡然无存了。
不仅在理论上契约自由遇到了麻烦，在现实中，“契约正义”思想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立法上，集中体现在劳动法领域中对劳动者订立劳动契约的单向保护和消费者立法中对消费者这一弱者的诸多的保护以及对提供消费或服务的企业的诸多限制之上；在司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客观解释契约原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审判实践。契约仿佛真的已走向死亡？
四、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
由于契约自由必然面对种种困惑，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契约自由已经衰落”，契约已经死亡，由契约向身份的转变已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5]孙学致《契约自由本质论》、马新彦《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2002年版2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