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的废止

王立军 赵静


自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而来已有240多年的历史，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在这240多年间，有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废除但却实际上停止了死刑的执行，而有的国家却也仍然固守着保留死刑的阵地。到底如何看待乃至对待这种争论？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

一、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作为刑罚制度的一种，探讨其存在或废止的根基，不得不从刑罚的本质考察之。

近世，关于刑罚本质的学说伴随着刑法中的新旧两派的争论而不断发展，主观主义刑法学者一般赞同刑罚目的主义思想，客观主义刑法学者往往会有赞同刑罚的报应主义观念(当然亦有主观主义刑法学者采报应刑说，或客观主义刑法学者采目的刑说)。古典派刑法学者康德、黑格尔、宾丁格等均是报应刑论者；在古代的刑法中业已存在目的刑的思想，但系统提出或完全否定刑罚的本质在于报应的学者当自近代学派始。意大利刑法学者龙勃罗梭、菲利均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刑罚的本质应当是预防犯罪的观念（实质上以上学者毋宁认为是犯罪学家而非刑法学家，因为他们是从如何预防犯罪的角度讨论刑法学，当然作为犯罪的后果的刑罚也必然会从预防犯罪成功与否的角度探讨）；真正将目的刑思想理论化的是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他把刑罚的本质理解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认为刑罚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报应，而在于通过刑罚预防犯罪本人或其之外的人犯罪。在日本，目的刑思想得到了牧野英一、木村龟二等世界级刑法学家的支持，在目的刑论者与报应刑论者的互相批判与妥协下，形成了今日兼顾二者的折衷主义刑罚论。

我认为，单纯的把刑罚理解为预防犯罪的手段是混淆了刑罚与一般预防犯罪手段的差别；脱离报应的刑罚有使对犯罪者刑罚量定主观化的危险，将会动摇近世罪刑法定主义与罪刑均衡原则的基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的自由，不定期刑以及其他由目的刑论衍生出来的刑罚执行方式有把刑法引致中世纪擅断刑之嫌，尽管刑法学大师牧野英一说到“现在的时代距法国大革命已经百年有余，中世纪残酷的擅断主义只是作为历史沿革的遗迹还残留在社会的记忆中而已。”，[①]但二战时期的纳粹刑法不得不使人怀疑目的刑论的人权保障价值。无论人类怎样地发展与进化，只要不根除作为人性的自私，就不能否定会有犯罪的发生；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刑罚从人性的角度讲，便摆脱不了报应的因素。“报应是人与生俱来的感情，在人类的生活的漫长历史中根深蒂固，没有人没体验过报应。刑法有宽大的，有残酷的，但是，不具有对恶性的恶报这一要素的刑罚是不存在的。报应即使不是刑罚的唯一要素，也是把犯罪和刑罚联结起来的唯一普遍的要素，是刑罚的本质。”[②] 如果说泷川教授是从正面肯定报应的角度论述，那么大冢仁教授则是从侧面否定单纯的目的刑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的。他说 “不能否定刑法中的报应，因为犯了罪才被科以刑罚这种基本的罪刑关系，在刑罚制度的历史沿革中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今日它也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法律确信。不顾过去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侵害事实，只是为了犯人将来的改善而科以刑罚，这与我们的法律感情不相容。”[③]另外，庄子邦雄博士也明确的主张报应论，“刑法的本质是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人的客观本性”。[④]小暮得雄博士则说：“不论从刑罚观之争为发端的学派论争的结果如何，常有无情或曰残酷的刑罚，毕竟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无论给刑罚冠以怎样的美名，其实体仍然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制裁、利益的剥夺及痛苦。”[⑤] 当然，如后所述，刑法学发展至今，完全否认目的刑论思想是不现实的，也应当承认刑罚在近代国家中的目的价值。

作为一种刑罚制度的死刑，其本质更是难逃报应主义的窠臼。如后所述，从目的刑的角度看，死刑的预防作用不论是从效果上还是从其代价和人道性上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死刑在当前其存在的基础总体而言我认为有二：其一，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其二，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统治阶级利用死刑可以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的一个犯罪者，如同从战争中消灭敌人一样——面对敌人，让其从世界上消灭，再有效和简单不过了。但近世的刑罚，若不符合谦抑与人道的品格，纵然其效果再明显不过，也不能运用；而且由于第一点更似一个政治而非法律问题，所以在此不予论及。

我认为，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一种刑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确信或曰国民的法律感情。尽管国民的法律确信在法学者看来是何等的荒谬抑或野蛮，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而死刑的存在正是满足了国民的这种报应感情，这一点不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应当说一般都是承认的。如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⑥]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⑦]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⑧]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⑨]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⑩]“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1]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国民的法律感情抽象的谈论，而死刑的存在正是满足国民的这种报应感情实可赞同。

二、死刑废止论

以上我们已经说明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从报应刑的角度讲正是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考虑死刑的存废，不能不顾及国民的法律确信或法律感情。

但是近世的刑罚不能不论及它的目的，尽管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刑罚永远都不能脱离其报应的一面——只要它还是刑罚。

自19世纪年青的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将目的刑学说理论化以来，一般的目的刑论者者都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就是旧派的刑法学者也有承认刑罚是有目的的，只是主要强调一般预防而已，如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即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刑。……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2]）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虽然认为一般预防容易与报应主义结合从而导致刑罚威吓论的再生，所以主张向特殊预防的进化，但其仍未脱离李斯特的理论框架；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作了同样的思考：“我国刑罚的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它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13]

“个别预防，又称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的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远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14]“一般预防，是相对于个别预防而言的，指通过对犯罪适用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指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15]刑罚的目的，由此无非是预防本人或其他人犯罪，然而作为一项刑罚制度的死刑究竟能否起到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否定死刑的威慑力，因为如果认为死刑没有威慑力，那么就说明所有的刑罚都没有威慑力，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只能说死刑有没有特有的威慑力。就这种特有的威慑而言，贾宇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讲，死刑不可能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力；以实践上讲，死刑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16]就一般预防而言，世界上针对死刑问题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一直未能证明死刑相对于其他刑种有特殊的威慑力，最新一次的调查，即联合国在1988——1996年所作的调查表明“研究不能提供死刑对无期徒刑更有威慑力。不存在积极的证据证明死刑有威慑力。”[17] 我们无法根据统计的资料精确的证明死刑对所有的犯罪都没有威慑力，但迷信死刑的威慑力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某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普通刑事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至少说明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如果把人看作社会的目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设置一个公共的杀人犯——他的目的就是通过杀人表演威慑其他人使之不敢犯罪；就特殊预防而言，“据说死刑可以使一个刺客永远失去再犯能力，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消灭使社会恐惧的精神病人和疯子……死亡！死亡！它既不需要创造性的沉思，也不需要对激情的反抗。”[18]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太昂贵，也不符合刑罚的人道性品格。

所以，从刑罚的目的而言，死刑是应当废除的，至少其存在的合理是值得怀疑的，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也必须废除。

基于刑罚本质的报应方面而言，死刑也是必然要废除的。

首先，就是报应的主张也是越来越宽缓的。近代刑法的报应论学说经历了等量报应、等价报应、法律报应的发展。康德主张等量报应，他说：“谋杀的人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19]黑格尔则否定了绝对的等量报复，主张等价的报应，他说：“犯罪的扬弃是报复，因为从概念说，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又按定在说，犯罪具有在质和量的一定范围。从而犯罪的否定，作为定在，也具有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一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在存在的性状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20]在这里，黑格尔较康德显然得理性化、人道性的多，而后来宾丁格又从法律角度进一步理性化的论述了法律报应主义的思想。

报应刑思想的发展至少可以说明即便是理性的法学者其报应观念也向宽缓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符合人道性的要求，由其是宾丁格的法律报应主义更是符合保障国民自由的要求，报应刑思想宽缓化将会给死刑的废止从报应的角度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尽管承认死刑的存在是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符合其法的确信，也不能不说其是感性的、不人道的；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的报应感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一点从以下几方面可得以说明：

1．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至2000年10月世界上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76个，仅对普通罪犯废除死刑的国家共10个，可被认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共37个，加起来共有123个国家和地区。[21]在杀人强奸这样的所谓自然犯罪，人们的观念从报应的角度上讲历来是“死不足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可以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就能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这足以说明国民的报应观念是向着宽缓化方向发展的。

2．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古代社会，不论妇女、儿童或老人，只要犯了罪应处死罪，一般均判处死刑，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均规定了怀孕的妇女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规定：一、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二、对妇女，以及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法院作出判决时已满65岁的男子，不得判处死刑。其他国家的刑法大多作了类似的规定，我们可以从这些规定中看出人们的报应观念是向着人道化的方向发展的。

3．死刑执行方式的变化。不论是在中国刑法史还是外国刑法史上，死刑的执行方式都异常残酷，主要方式有击死、斩首、焚葬、肢肢碎割、十字架磔死、溺死、撕裂、剥皮、……[22]，在中国古代有车裂、五马分尸、凌迟，人们无不尽死刑执行方式之能势以满足其对犯罪人的报应感，排解对犯罪者的愤恨；可是当代的刑执行制度已拒绝残忍的不人道的刑罚执行方式，只有“注射、毒气、电刑、石击、斩首、枪决、绞”7种方式，为什么将其凌迟、五马分尸都难解其恨的罪犯现在简单的使之无痛苦的快速的死去便能消解人们的愤恨，满足人们的报应感情？由死刑执行方式的人道性方向可以看出，即便是国民的报应感情、法律确信也是发展变化的，越来越人道性、宽缓化的。

“当我们已经感觉到如能用别的方法来处置那些罪犯，则我们似乎可以减少些野蛮性，而同时社会将获得同样的保障。”当我们的国民报应感情、法律确信有一天认为即便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的死刑也是不人道的、难以接受的时候，死刑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基，而我们可以看出国民的报应感情的确是在向着一方向发展，所以死刑的废止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司法部


监管改造环境规范

1990年11月6日，司法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执行刑罚，加强监管改造场所的规范化建设，切实做好对罪犯的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监管改造环境是指监狱、劳改队、少管所的监管警戒设施、罪犯生活区、生产区和学习场所。
第三条 监管改造环境要规划合理，确保安全，利于监管，方便生产和生活，做到监院建筑物布局、建造规范合理，监舍、教室、监区环境清洁整齐，车间、场院设置有序。

第二章 监管警戒设施规范
第四条 监狱围墙应高出地面5．5米，劳改队、少管所围墙应高出地面4．5—5米。围墙地基要坚固，厚度不少于0．5米，顶端呈园型，转角处呈半园形，表面平滑无任何可供攀登之处。
第五条 围墙上应安装分段报警装置，并安装不低于1米的电网。
第六条 围墙警戒地段内侧5米、外侧10米内应做到无障碍，无杂物，视野宽阔。重要地段警戒区要设安全防刺网，防止罪犯靠近。地处城市的老监狱围墙外侧达不到这一要求的，也要尽可能设置一定距离的隔离带。
第七条 岗楼要配备必要的通讯报警装置，两岗之间距离应在视线和有效防范距离之内。岗哨楼梯要逐步改为移动式或在岗楼内安装门锁。
第八条 监门、围墙、通道和重点部位必须执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按照一级供电标准照明，必要时还应配备备用发电机组。
第九条 监门分设大、小门，大门通车，小门过人。大门外设横杆，小门通道设护栏，随时置于门卫直接观察之中。
第十条 罪犯监区和生产区之间需穿越监外区域的，应设置专用栏杆或建造专门通道。
第十一条 矿山的地面、井口、井下等罪犯生产劳动区域，应设立、划定警戒线或其他警戒标志，严格规定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的路线和区域。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要分别专门设库存放，指定工人保管。
第十二条 运送货物的机动车辆，经批准后方可进入生产车间或仓库区，进入监区后，车头必须朝里；驾驶员离开车辆时，必须拨出点火钥匙，摇上玻璃，锁好车门；驶出监区前，必须接受严格检查。
其他任何车辆（含非机动车辆）非经监狱首长批准并经门卫严格检查，不得进入监区。
第十三条 狱内门卫室、值班室、办公室应设有线或无线通讯、报警及防护装置。大门门卫室要设坚固的枪柜，统一保管进监区干警的枪支。外役劳动现场要装备无线电对讲机，保证联络通畅。

第三章 生活区规范
第十四条 监区内要做到场院平整，道路通畅，有活动区、宣传教育栏（板）、晾晒场；上、下水道设施完好，无污水，无便溺，无脏乱垃圾和杂物。监区地下管道要绘制示意图，通往狱外的下水道、暖气管道要加防护设施。
第十五条 罪犯生活区应与生产区分隔封闭，设监舍、教室（或教学楼）、伙房、医院（或卫生所）、浴室（或冲凉室）、理发室、烧水房、接见室，并分别执行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禁闭室根据需要设在罪犯生活区内、外，使用面积每间不少于3平方米，室内高度不低于3米，窗户不小于0．8平方米；门、窗、灯要安装防护装置；罪犯睡铺要保证防潮保暖；室内要通风透光，经常消毒；室外要有放风场地。有条件的应安装电视监控设备。
第十七条 接见室要有前、后门，分别连接监外道路和监区，使罪犯家属和罪犯各行其道，接见室要有宣传栏。为适应分级管理的需要，可分别建立从严、常规和优惠接见的设施。
第十八条 监舍建设要努力做到坚固、严密、庄重、文明、整洁。监舍内设寝室、洗漱室、厕所、储藏室、医务室、图书阅览室、教育娱乐室等，并分别执行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干部值班室、谈话室必须用铁门与罪犯监舍隔开。监舍门窗、楼房外走廊应安装防护装置。监舍、禁闭室的门锁必须牢固可靠，统一型号，钥匙由干部直接掌管。
第二十条 监舍要防火、防潮、防漏、防蚊蝇，保证供电、供水、取暖，保证室内通风、透光、无异味。监舍门、窗要定期油漆，墙壁要定期粉刷，内务摆放要整齐划一，墙壁可张贴有关的规章制度和有教育意义的书画作品。
第二十一条 教学楼内设教研室、教室和教师备课室，也可设图书室、阅览室、展览室和娱乐活动室以及电化教育室、演播室。教室要求空气流通，采光好，课桌、座椅、黑板齐全，布置文明、整洁。
第二十二条 伙房要做到管理制度齐全，物资出入库帐目清楚，按月公布帐目。伙房、库房、炊具清洁卫生，要有防蝇、蚊、鼠、蚁、蟑螂等设备。冬季要有保温设备，寒冷地区要设菜窖。刀具要集中严格保管。
第二十三条 伙房要分别设立主食灶、副食灶、少数民族灶、病号灶、保健灶，按周公布食谱。

第四章 生产区规范
第二十四条 罪犯生产区应遵循文明生产、安全生产和定置管理原则进行管理。
第二十五条 罪犯生产区内的干部办公室，要安装防护、通讯和报警装置。要执行罪犯定岗定位和定活动区域的管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生产区内应当道路通畅，有齐全、完好的防火、防爆、防毒和防暑降温设备。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要分类隔离存放，加封加锁，指定干警或工人管理。
第二十七条 工业单位车间设更衣室、工具箱或保管室。所存工具、衣物摆放整齐，定位管理，不得妨碍安全。
第二十八条 工业单位车间设污物箱、卫生箱，随时清理工业垃圾和各种杂物。
第二十九条 生产设备应合理布局，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装置，经常维修保养。
第三十条 车间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实行分类编号摆放，做到数目清楚，整齐划一，井然有序。
第三十一条 农业单位的生产区必须标明警戒线或其他警戒标记，严格限定罪犯生产劳动活动区域。
第三十二条 农业单位的库房、场院要保持整洁，储藏物摆放整齐，有完好防火、防潮、防鼠、通风设备。剧毒物品仓库必须坚固、严密，指定干警或工人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条件暂不具备的，可以分阶段逐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