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外宣传小组 等


全国电视对外节目评比办法
1992年2月24日，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广播电影电视部

为改进对外电视节目的质量，交流电视对外节目制作经验，总结提高对外节目制作水平，特制定本评比办法。
一、评比范围和条件
（一）全国电视对外节目评比每年进行一次，评比活动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和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下，由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负责组织工作，它是国家的电视对外节目评比。参加单位以中央和各省（区、市）电视对外宣传部门为主。
（二）评比采用各单位自选参赛节目报名并由对外电视中心组织专家评比的办法。
（三）参赛节目应符合下列条件：
1）专为对外宣传制作的电视节目，包括摄制改编和译制的对外节目。
2）本年度进入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供片网络的节目，以及直接进入海外电视渠道的方言节目，包括在对外电视节目栏目中播出的和作为对外电视节目向海外输送的，但这些节目应是未参加过国内其它国家级的节目评比的。
二、设奖种类
（一）对外新闻奖：为对外宣传摄制或编制的新闻并为《中国纪实》、《中国新闻》、《中国报道》或ＣＮＮ《世界报道》采用者。
（二）对外专题奖：在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节目中播出或进入对外电视供片网络的专题节目。
（三）对外编译奖：根据国内节目或素材串编或改编的对外节目，根据中文原版编译成的外文版节目，并已在中央电视对外节目中播出或送往国外电视台采用者。
（四）对外专项奖：在上述参赛节目中，凡在摄影、音响、灯光、特技、主持人等专业项目方面的特殊创造者。
三、奖励等级
（一）新闻、专题、编译奖设一、二、三等奖。
（二）专项奖设一等奖和二等奖。
（三）经评委一致推荐，可授予特别优秀节目以特等奖。
四、获奖名额
（一）报名参赛节目数以本单位制作并向对外供片网络提供节目总数的五分之一为限度；一个单位报名参加每一个项目的节目数最多不能超过五个。
（二）各项获奖名额根据参赛节目数量确定，比例大体为：一等奖4％，二等奖6％，三等奖10％。各等级获奖节目数量可以不足上述比例，也可以空缺，空缺额可以向下调剂，即一等奖空缺的名额可调给二等或三等奖。
（三）特等奖不占上述比例，但每一种奖一般只评一名特等奖。
（四）每一专项奖最多可评五名，也可以不足五名；依其优秀程度评定一等或二等；如无一等，可以空缺。
五、评委会
评委会由九名评委组成：
（一）影视系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五名；
（二）非电视系统的对外宣传单位代表二名；
（三）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代表各一名。
评委会主任由评委推选产生。
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负责评委会办公室工作。
六、评奖办法
分初评和复评。
（一）初评采用百分计分法，按题材内容、表现手法、技术质量和综合效果四个方面衡量，由评委分别打分，最后统计总分。各项奖以得分最多的前20％的参评节目为该项奖的锋奖候选节目。其中前4％为一等奖候选节目，接着的6％为二等奖候选节目，再接着的10％为三等奖候选节目。
（二）在初评基础上进行复评。复评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得票超过半数者有效，落选节目可参加下一等级节目的复评。
（三）专项奖获奖节目可在初评时推荐，经复评选定。
（四）特等奖获奖节目必须经评委小组一致同意。
（五）最后列出的得奖名单，经评委会主任签字后正式生效。
七、奖励
（一）以精神鼓励为主，以奖励节目主创人员个人为主。得奖节目发给有关个人奖状（奖杯）和酌量奖金，奖状盖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印章。
（二）得奖名单刊登对外宣传刊物，通报全国对外宣传和电视系统。
（三）特等奖和一等奖节目由中央电视台对外中心制成观摩用磁带发各参赛台，并存档备查。
八、经费
每年评奖的经费由对外电视中心做出预算报中央外对宣传小组核准拨给。
九、本办法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修订和补充应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和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审定。


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

杨 涛

新华社长沙４月１０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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