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趋势及预防对策

王长君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近年来国际上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指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让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及时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最早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调解程序。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鼓励各会员国在制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时利用该决议。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指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是一种由未成年人犯罪各方利害人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和被害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恢复原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具有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因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谨慎为之。对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干预达到最优的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势头，引起了司法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的深刻变革，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龄、类型、手段、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刑法谦抑原则——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的法理基础

　　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刑法应作为社会抵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刑法谦抑主义所体现的是人类理性的自然法精神，推崇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更有效。法国法学家耶塞克认为，“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导致的其它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围内使用。”这就要求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注重刑法的建设作用和养成功能，而不是强调刑法的镇压、摧毁和威慑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眼于对被害人、社区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改造，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他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认为犯罪是反对其他个体或社区的行为；犯罪行为发生后，不应仅仅去谴责过去的犯罪行为，而应该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尽量弥补犯罪给当事人及社区造成的损失；罪犯的义务不是简单的接受惩罚，而应该积极地面对犯罪造成的结果，承担抚慰受害人或赔偿损害的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恢复犯罪前守法的状态，重新融入到社区生活当中。如果当事人各方对犯罪的处理方案达成一致，那么犯罪人就不必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的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这对于避免未成年犯罪人的“污点遭遇”和“标签效应”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理性思考

1、我国未成年司法的基本理念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基本理念有契合之处

　　未成年司法贯彻“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基本含义是未成年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并使两者有机结合，在未成年司法中对失足未成年应以“教育手段”为核心，努力以非惩罚性手段挽救失足未成年。这是由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的本质差别决定的。犯罪的本质在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而未成年人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一样， 具有社会危害性， 这也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受惩罚性。但是，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本质区别。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失足行为，是由于自身的是非分辨力差、易受影响所造成的。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经过教育即可以加以矫治，其部分不良行为甚至不加干预，待其心理和生理成熟后也能够自然得到矫治，其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显然不同。因此，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设计与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些诉求都能够从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注重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处理上的多元化相吻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也正是因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被当代各国所推崇。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特点就表现在它对已然犯罪的反应机制上：它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害、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

2、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价值取向与我国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相似之处

　　恢复性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和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协商（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人、朋友等参加）、圆形会谈（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对本案有兴趣的任何人参与）。具体到未成年人来说，其核心是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协调人协调、促进各方的商谈，并协助参与各方找到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这与我国的调解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2]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虽然我国刑事案件中的调解与恢复性司法程序相比存在显著区别，但这至少表明我国法律对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基本态度，就是允许用相对温和的不同于传统刑事程序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点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是相一致的。

3、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我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为贵”，老百姓普遍存在“忌诉”、“厌诉”的心理，主张冤家宜解不宜结，自古以来就有调解、和解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法律资源。遗憾的是，在我们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却忽略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味地强调借鉴西方法治的经验，推崇诉讼万能，结果导致法院大量的判决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其不但不能平息社会纠纷，反而加剧和扩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在这种背景下，“和为贵”式的人民调解重新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因此，“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4、国外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成熟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构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恢复通道。加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可以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悔罪的各种途径，包括体验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等。例如，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警察如果发现犯罪人实施了犯罪， 首先要同犯罪人面谈， 然后带他们去作案的现场。如果他们是盗窃商店，就带他们去被盗窃的商店，跟商店老板面谈。这样使未成年犯看到他们行为的危害性，可以较快地促使他们对自己罪过的反省，也较容易使被害人原谅这些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的基础上，采取道歉、忏悔等情感方式以及金钱赔偿的物质补偿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也能够使得法庭教育寓于法庭审判的全过程，改正法庭教育流于形式的现状。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分制度，以凸显刑法的教育、保护功能。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建立了保护处分制度。如日本现行《未成年法》规定的保护处分制度，其保护处分限定为保护观察、移送教养院或养护设施、移送未成年院三种。英国对犯罪未成年采取的保护处分措施一是拘禁性保护处分，称为拘禁判决；二是社区保护处分，称为社区判决。确立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圈，综合被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家庭成员、警察、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意见，达成处罚协议，能够有力地综合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矫正。

5、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位是造成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法制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相比，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显得过于单薄。有关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只能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找到零星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这些特殊规定充其量是正规刑事法律的有限的补充，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来说力量微不足道。1991年9月4日我国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2007年6月1日起实施。1999年6月28日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说，这两部法律的出台和修订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和日趋成熟。但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原则性较强，缺乏相应的具体操作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健全。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因此在实践环节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活动的更多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以及刑事政策，具体运作上只是停留在参照成人法的基础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全面构建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准则的基本框架。该规则立足于把未成年同成年人明确分开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具有专门业务、工作人员和服务等完全独立的体系结构。这可以说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处罚主义”逐渐转化为“保护主义”，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置以教为主、以罚为辅，除重大犯罪外，一般以实施保护性管训处罚为原则。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未成年刑事司法中，却没有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置原则。在我国，有50%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 而在德国只有4%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

6、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现的新趋势

（1）、犯罪年龄低龄化

　　前几年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而近几年则为14至16岁，犯罪年龄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其中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12%，出现了“危险的14岁”的现象。
　　
（ 2）、犯罪类型多元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主，其中抢劫、盗窃、抢夺犯罪尤为突出，此外，杀人、强奸、绑架、伤害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还出现在毒品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发生在校园周边针对在校学生的敲诈、抢劫等各种案件，已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个别学校周边案件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到了在校学生及家长的情绪，危及学校的正常秩序和该地区的社会治安。

　　（3）、犯罪手段成人化

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吉安市中心城区菜市场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吉府办发〔2010〕52号


井冈山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吉安市中心城区菜市场管理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吉安市中心城区菜市场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心城区菜市场管理，维护正常交易秩序，根据国家有关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市中心城区菜市场管理。

　　本规定所称菜市场，是指经批准建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以经营蔬菜瓜果、水产品、粮油、禽蛋、肉类及其制品、粮油及其制品、豆制品、熟食、调味品、土特产等农副产品的零售经营为主，由若干经营者入场经营，分别纳税，实行集中、公开交易的固定场所。

　　第三条　市中心城区菜市场的建设，纳入吉安城市建设规划、商业网点布局建设规划和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

　　第四条　市商务局为菜市场网点布局规划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全市菜市场标准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吉州、青原区政府应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作为为属地菜市场提供管理和服务的单位,负责本辖区内所有菜市场的管理服务。同时接受市、区商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经济组织均可以依法开办菜市场。开办菜市场，由开办单位或者投资者向所在区商务局申请、咨询开办的可行性，并出具书面可行性报告，区商务局会同区土地、规划、工商等有关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市商务局审批。

　　第六条　按城建规划应新建配套菜市场的，开发商必须在其开发的小区内按规划要求建设菜市场，作为公建配套工程建成后，应无偿交由属地政府，并由属地政府委托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进行统一管理。菜市场投资者或产权所有者必须按规定与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签订管理协议，收取场地租金,不得分割出售，分散经营管理。

　　第七条　在本规定执行前所建、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菜市场，一律移交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统一管理。开发商及各单位自办、联办的菜市场内规划的固定摊位和店铺的买卖出租，由开发商及自办、联办单位自行买卖或收取租金。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委托管理服务时，应与产权单位或个人签订管理服务协议，并收取管理服务费用，制定并执行菜市场管理制度。

　　第八条　各级商务、城管、工商、农业、林业、公安、交警、消防、规划、税务、物价、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卫生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对菜市场进行管理。

　　第九条　市城管局、工商局、农业局等市政府部门和区政府应当根据菜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配备或者派驻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协助管理，并配套相应的检测设施。

　　第十条　区商务部门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文件和证明材料签署意见后报市商务局，对具备下列条件的，市商务局签署同意开办的意见：

　　（一）市场设置应符合规划部门的城市建设规划，不妨碍交通，不影响市容；

　　（二）市场设置应符合商务部门的商业网点规划，布局合理，方便群众生活；

　　（三）开办者委托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对拟开办菜市场进行管理的承诺书；

　　（四）有开办市场必需的资金；

　　（五）具备开办市场所必需的治安、交通、消防、卫生等条件；

　　（六）有菜市场设立的可行性报告；

　　（七）按《吉安市中心城区菜市场建设标准》建设菜市场的承诺书。

　　对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市商务局出具不同意开办菜市场的书面意见。

　　第十一条　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按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对菜市场履行以下管理服务职责：

　　（一）建立、落实市场交易、卫生、消防、治安等管理制度和市场公约；

　　（二）协助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菜市场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农产品的检验检疫，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对入场经营者进行遵纪守法教育；

　　（四）维持菜市场内秩序，保持场地和设施整洁、完好；

　　（五）负责市场的统计工作；

　　（六）负责市场场地及设施的建设和其他经营条件的改善；

　　（七）设立公平计量器具、监督箱，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第十二条　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应当在菜市场明显位置设立标志牌，标明市场名称、开办单位名称、管理服务组织负责人姓名和市场交易范围、市场界限、开闭市的时间等。

　　第十三条　进入菜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必须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合法凭证，并按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在指定的摊位，亮照经营。

　　第十四条　菜市场要设立农民直销区，不小于菜市场营业面积的20％。各相关部门要积极引导菜农进入直销区，销售自产蔬菜，丰富城市菜篮子，进入直销区的菜农，由村、乡两级出具证明，在常驻菜市场登记办证，给予税费减免。

　　第十五条 菜市场的合并、迁移或者撤销，开办单位应按申请开办程序，到市商务局和有关部门办理相应手续并与所在区市场物业管理中心变更委托管理协议。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开办单位不得擅自改变菜市场场地和建筑的使用性质，不得自行关闭菜市场。违者，除恢复原状外，还要追究责任，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进入菜市场的经营者，必须遵守商务、工商、税收、物价、农业、林业、治安、劳动、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防疫、畜禽检疫、环境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违者，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十七条　菜市场内的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管局、规划建设局、工商局、商务局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未经许可在菜市场外占用道路摆摊经营或者流动经营的，可处以规定数额的罚款，并予纠正。

　　（二）对擅自合并、关闭、迁移菜市场的，可处以规定数额的罚款，并责令其恢复原有菜市场。确需合并、关闭、迁移菜市场的，应限期补办变更登记，对其中不符合开办条件的，责令停办。

　　（三）对擅自开办菜市场者、或投资建设菜市场者可处以规定数额的罚款。未按城建规划和商业网点规划新建或设立菜市场的，应予取缔。

　　（四）对擅自撤销菜市场或者擅自改变菜市场场地及其建筑使用性质的，可处以规定数额的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纠正。

　　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对拒绝、阻碍市场管理人员或者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在菜市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应按与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签订的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向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缴纳相关费用，市场物业管理中心应当向缴费人出具市财政局监制的事业性收费收据，相关费用的收取标准应经物价部门核定。

　　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为经营者提供设施的，可以收取设施租赁费用。

　　第二十条　因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管理不善，造成市场交易秩序混乱、或管理制度不落实的，由区商务部门对该中心下达书面通知，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对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直至责令其停办。

　　第二十一条　市场所有者和经营者对市场物业管理中心管理行为有异议时，可向区商务局投诉。经调查核实，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未按协议履行好管理和服务职责的，区商务部门应责令市场物业管理中心进行整改。市场管理人员和其他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其它各县（市）农贸市场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