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领域范畴也不断拓展，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以经济适用房领域为视角，探析此领域的职务犯罪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社会的发展，房地产业也方兴未艾，由于一系列原因造成房价高企，国家和政府为关注民生，调控房地产市场，稳定甚至降低房价，采取了一些措施，经济适用房建设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但是，由于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域资金投入巨大，建设周期长，审批和建设的环节多众从，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不透明，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不到位，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同时加上工程建设利润空间大，建筑市场竞争激烈而又无序，有些企业或者个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行贿受贿，导致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本文拟结合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域的相关数据和案例，从案件办理的实际出发，对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现象进行简要探析，以期有所裨益。

　　所谓经济适用房，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是国家为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而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近年以来，多地检察机关采取积极措施，查办经济适用房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引起各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是犯罪形式单一，主体身份集中。在查办的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多为贿赂案件，犯罪主体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委托从事国家管理职能人员。

　　二是涉及部门范围广。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经济适用房建设和分配过程中，涉案人员涉及土地、建设、房管、规划、物价、乡镇政府、村组干部以及负责户籍管理的公安人员。

　　三是案件人数众多，多为窝案串案。查办案件中相当一部分与户口迁入有关：一方面，行贿人与郊县（市）、市区公安户籍管理人员建立相对固定的联系，串通一气，大量迁入外地户口；另一方面，公安户籍管理人员内部分工、共谋收受贿赂，违规迁入户口，发生窝串案。

　　四是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恶劣。经济适用房领域的职务犯罪直接侵害了低收入人群的切身利益， 也使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得不到贯彻实施，不利于国家房价调控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诱发了诸多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二、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发生的环节和原因

　　（一）在经济适用房土地征用环节，开发商暗箱操作，采取土地开发成本“一低一高”（补偿低、报价高）的手段，虚报、瞒报开发成本，变相抬高利润空间。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是由政府划拨取得， 但实际操作中，开发商就土地前期征用补偿与有关土地部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私下协商，压低地价和有关补偿价格。同时，向物价部门报价时抬高成本价格。正是这“一低一高”的背后，产生了利益交换、权钱交易，滋生了腐败犯罪。

　　（二）政府组织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环节权力集中，易发职务犯罪。政府组织开发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具体负责工程招标的部门领导拥有实质决定权，往往成为建筑商行贿的对象，如某地查办的某市房管局原局长，在负责市政府经济适用房建设招标工作过程中，收受建筑商刘某等人100 万元的贿赂，之后暗示招标组成员给行贿单位打高分，使其顺利中标。

　　（三）经济适用房销售环节存在潜规则，部分房源被开发商用于行贿。经济适用房的房源本应全部上交房管局予以公开销售，但开发商在有关部门默许下，或留下部分房源自行销售，或将房源的购买指标送与有关职能部门人员以协调关系。

　　（四）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环节存在漏洞，使不具备条件人员取得购买经济适用房所需户籍条件。外地户籍直接迁入城镇市区的审批程序比较严格，而有关城市郊县的审批条件相对宽松，有的地方规定从郊县迁入市区不需要再行审批。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户籍管理漏洞，贿赂公安人员，先将户籍违规迁入到相关郊县，再从郊县迁入市区，最终达到落户市区的不法目的。如某地查办的某县公安局派出所所长李某等4人受贿近200 万元案，4名公安人员在半年时间内，为他人从外地市迁入本地市区户籍千余份。

　　（五）房管部门资格审查环节，对申请人资格审查不严，导致部分不具备资格人员得以申购经济适用房。房管局对申请人的户籍仅进行形式审查， 无法核实其在公安人口信息系统中登记的际迁入时间，导致一些人员利用虚假迁入时间的户口本通过资格审查。

　　三、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查办的主要思路

　　结合相关单位的办案经验，笔者认为，查办经济适用房领域的职务犯罪，其整体办案思路应该是：树立大局意识，把查处经济适用房领域的职务犯罪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惠及民生的重要手段，紧紧围绕经济适用房指标非法买卖这一主线， 沿着权力行使的方向，深入调研，深挖“系”查。

　　首先，要找准案件切入点，依线索寻找“谁在倒卖”经济适用房指标，如何进行非法倒卖。各地检察机关在收到群众举报或其他线索证明有人大量倒卖经济适用房后，要确定将房产中介做为案件突破口。当前房屋中介处的基本行情是，只要交纳5 万元到10 万元不等的好处费，由他们进行操作， 就可以将不符合经济适用房购买条件的人员具备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 并保证拿到经济适用房指标。

　　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条件中， 户口是制约很多人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先决条件。据相关案件中的房产中介人员透露，通过向公安人员行贿，可以将外地人的户籍迁入到本地市区。针对此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了某些房产中介人员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记录本等相关资料， 掌握其行贿事实，然后将其以行贿罪立案侦查。顺藤摸瓜，深挖“系”查，扩大战果。

　　其次，要进一步拓展办案视角，扩大战果，查找有关人员“如何拿到”经济适用房指标。在抓住房产中介人员的相关犯罪线索后，要顺藤摸瓜，根据经济适用房指标办理的流程，不断扩大战果，沿着办理流程，彻查土地、规划、房管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向其提供经济适用房指标，并收受贿赂的相关犯罪线索。

　　第三，侦破开发商保留一部分经济适用房指标的真相，彻查其背后诸多非法交易。经济适用房建成以后，正常情况下，开发商要将全部房源上交各地市房管局公开进行摇号销售。但实际操作中，据了解开发商所开发的经济适用房会在房管部门的默许下， 自己保留一部分，用于打点各种关系，向有关主管职能部门行贿。针对这一情况，在必要情况下，要以几个开发商作为重点调查对象，查获了开发商向土地、规划、建设、物价等相关职能部门行贿的职务犯罪线索，深挖细查，以案挖案。

　　四、预防和控制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住房是民生的重大需求，每一个人都需要住房，因此房地产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恶化了干群关系，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根治。在强化法律监督，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要积极开展预防工作，认真完善规范相关制度。

　　（一）加强教育管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筑牢经济适用房领域各部门的思想道德防线，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加强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正确行使权力。第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职业道德教育是不可缺少的。要结合创建“工程优质，干部优秀”、“人民满意的工程，人民满意的建设者”、“创文明行业”等活动，在建设人员中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奉献社会的精神，使建设人员忠于职守，奉公守法，廉洁诚信。第三，加强廉政教育。利用廉政教育课、报告会、以案说法等形式，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开展经常性的警示教育，警示宣传，做到警钟长鸣。推行领导干部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警示谈话，发挥教育示范引导作用，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和典型案例剖析、旁听庭审、服刑人员以身说法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其他工程建设从业人员不仅知法懂法，而且对触犯法律产生的严重后果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增强守法意识。

　　（二）积极开展经济适用房领域职务犯罪查办和预防工作
一例新生儿脑瘫案例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朱晓卓 倪 征 田 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210029）


摘要：对脑瘫等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是一种典型的非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和其他类型相比，这种方式的安乐死有其特殊性，从伦理学分析也是可行的，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仍需对鉴定缺陷标准的认定、死亡的处置权等加以考虑。
关键词：新生儿、脑瘫、伦理学、安乐死
近几年，荷兰、比利时相继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规定医生必须在严格的规范下才能为病人执行安乐死，执行安乐死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病人必须是在头脑清醒时的自愿性、独立性，显而易见，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是缺乏这个前提的，这也使得对其实行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同时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目前在理论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某市发生的一例新生儿脑瘫所引发的医患官司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一、案情介绍
1994年9月，产妇南某在某职工医院分娩，由于产妇妊娠时间过长，羊水量过少，因胎儿在子宫内已存在缺氧的情况，但院方对此重视不够，未能及时放宽手术指征，以及院方本身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患儿王某娩出后即出现了重度窒息的重危症状，随后患儿即被送至该市儿童医院，该院医生根据患儿的实际病情，判断其预后较差，提出放弃治疗的建议，但是患儿家属予以拒绝，后虽经全力抢救，患儿仍形成了缺氧性脑病、脑萎缩。1995年4月，经过该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差错”。2000年12月，该市中级法院对患儿王某进行法医学鉴定，认为由于患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较长时间的缺氧，认定患儿残疾程度达到一级；还认为目前患儿智力极度低下，言语思维功能丧失，并有严重的癫痫症状，对此医院在诊疗中的差错和患儿目前状况存在因果关联。患儿王某家属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职工医院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共计2百余万元。
二、伦理学分析
新生儿发生脑瘫的因素很复杂，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不能给其一个科学合理的完整解释，更不能说用科学的手段、有效的药物从根本上治愈脑瘫。因而新生儿发生脑瘫，即使当时抢救成功使其存活，患儿家属无论是对患儿进行的后续治疗费用，还是患儿今后的生活护理费用，其投入都是巨大的，且从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而言，也是极差的，生命期限也会因此而缩短。因而对有患有诸如脑瘫之类的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即安乐死），在临床实践中也会时常发生，但是这种行为往往在法律上是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予以保护的，也就说是违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对于此类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安乐死进行伦理学的评价是有其特殊意义的，现就结合此案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安乐死对象的特殊性
随着安乐死研究的深入，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界定还未能在理论界形成一致，多数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以举例如界定对象为晚期恶性肿瘤失去治愈机会的患者、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且不可以逆转的患者等等，根据一些国家、地区现行的相关安乐死法规以及理论界的相关看法研究来看，对于安乐死的界定应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客观条件，存在死亡痛苦，且这种痛苦必须是无法忍受，无法医治的；二是主观条件，公民享有安乐死的权利并行使这种权利，即必须经过患者申请，且患者所患疾病医学上证明其无法挽救，方可主动实行安乐死。所以可见，只有具备了“死亡痛苦”这一要件，才能申请安乐死，也只有其中自愿要求安乐死的人，才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即安乐死对象的认定条件应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统一，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只有“自愿要求解除死亡”才能成为安乐死对象的共同本质[1]。但用上述两个要件来规定有缺陷的新生儿就不能完全适合了。以此案为例，患儿王某刚出生，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不具备行为能力的，而因其脑萎缩，其思维语言能力完全丧失，虽可享有安乐死权利，并不会主动去行使这种权利，这也并不意味着其失去这种权利，所以其主观条件是难以实现的。至于客观条件，患儿王某在娩出后既出现严重的窒息症状，推认为存在死亡痛苦也不一定成立，一方面由于新生儿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客观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因有缺陷的新生儿存在虽无生命危险但有诸如智力低下或无痛感等情况的可能。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而言，其本质应和脑死亡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相类似，其关键特点在于不能清楚地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实现这个意愿，而且其重要前提条件是新生儿具有客观存在的不可逆的缺陷。从现代医学科学角度，有缺陷的新生儿的标准是：①不可能度过婴儿期，届时已处于临终状态；②处于不可抢救的疼痛之中，采用直接治疗和长期理疗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缓解；③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可能具有最底限度的人类经验，该新生儿对他人特别是亲人的照料在感情和认知上没有起码的反应能力[2]。可见，新生儿的缺陷和一般意义上的残疾是不能等同的，患儿王某存在缺陷而非残疾，所以有缺陷的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是有其特殊性的。
（2）安乐死类型的简单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的垂死病人的生命所采取的临终处置，通常有被动和主动之分。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即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现代医学科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过程；被动安乐死是指确定无法挽救其生命的病人终止治疗即停止使用维持其生命的现代抢救设备，任其自行死亡，又称“消极安乐死”或“允许死亡”[3]。此外学术界又以是否处于患者本人的意愿作为标准又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以上两种分类方式进行组合，可以有四种类型：自愿主动安乐死、非自愿主动安乐死、自愿被动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
就对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的安乐死而言，实际只有一种类型，即非自愿被动安乐死。这种类型安乐死主要针对无行为能力不能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了脑死亡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等。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被动安乐死为非自愿，例如本案中因为患儿王某是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如若当时在儿童医院放弃治疗，即是一种非自愿被动安乐死，而非自愿安乐死不是建立在公民本人意愿上，而是他人意愿上的。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对于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无疑是侵犯了其生命权和人身权，这和法律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其次，如果新生儿或处于深度昏迷，或是智力极度低下，既可能不存在死亡痛苦，也有可能并非处于无法挽救的濒死状态，像本案患者王某目前的状况，如果保证其继续治疗，其生命还有可能在无死亡痛苦中延续，该患儿本人也不会提出死亡要求（即安乐死），但患儿所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应是伦理学理论界值得思考的。
（3）安乐死评价
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采取安乐死进行评价，主要涉及三种伦理规范，即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这三种理论即有重复之处，也不乏冲突的地方，以本案为例，患儿王某如从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角度而言，生命价值的神圣以及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了尽力去挽救该患儿的生命的重要性，但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对其实行安乐死有利于卫生资源合理公正分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安乐死是属于社会文明的范畴，所以社会伦理的要求更为重要，在实际生活中当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更要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就如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不是从社会伦理的高度进行评价其合理性就难以实行了，也正由于有了社会伦理规范的保证，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前行，因此，应当把社会伦理评价放在第一位置，打破单纯局限的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的束缚，才能真正有利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的评价也应该从社会伦理的高视角出发。
三、立法思考
由于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其在实行安乐死过程中，虽然是安乐死的主体，却没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现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关看法。
（1）鉴定问题
无论是从伦理还是人情的角度出发，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只要生命存在就存在治好的“希望”或是“可能”，轻易结束一个有缺陷新生儿的生命，无疑也是草菅人命的错误行为，所以对有缺陷的新生儿的认定，必须有严格、具体和科学的统一标准，不仅要和目前的医学科学发展实际相符合，而且在实践操作中也要具有可行性，并对此加以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在鉴定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新生儿的缺陷和残疾加以明确严格的区分，而且必须明确这种缺陷状态是不可以逆转的。另外，对新生儿这种不可以逆转的缺陷，在实践中会出现这种缺陷并不是新生儿一出生就可以显见的，可能必须是存活了一段时间才能予以明确确认，这些都需要在鉴定标准中加以严格界定的，必须有法可依。现有的新生儿的缺陷标准（详见上文）过于笼统，仍需医学上对各种缺陷情况具体明确的予以确定。
（2）安乐死的处置权
由于新生儿无行为能力，更不能通过自己的思维行动或言语表达其安乐死的意愿，所以对于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处置权就不能掌握在新生儿自己的手中。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确定其监护人，新生儿监护人就是其父母或其直系亲属，有缺陷的新生儿的存活与否直接影响其利益，所以只有是新生儿的监护人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安乐死。但由于这关乎人命，也涉及医学领域中的相关问题，所以新生儿的监护人在实行这个决定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医学上的明确确认，因此对于确认过程中医生的资格、身份，监护人的资格、身份都要有严格的标准予以确定，并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证明人的处置方式，以保护新生儿安乐死的客观、公正、科学，防范以后有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或者医患官司。
如立法上述两个方面予以明确确认，结合本案例，患儿王某在娩出后经检查得出相关客观指标，符合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成立要件（即缺陷标准），经医学确认后向患儿监护人（即其父母）提出建议，根据法定要求和程序，最终由王某监护人决定是否对王某实行安乐死，如实行则采取相关医学技术进行。可见，上述程序应该在实践中有其可行性的。
综上所述，对于有不可逆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思考，是基于医疗资源在伦理学上分析并结合其特殊性进行的。现行的一些国家的安乐死法规主要针对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对象是有行为能力且能表达自己安乐死意愿的公民，所以，相对于新生儿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虽然从目前医学科学技术而言，对于任何人实行安乐死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但技术上的可行，并不意味着伦理上的应该的。科学为我们的行动选择开辟新的可能，但不能直接成为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对于安乐死的研究，尤其是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仍然需要理论界的进一步予以探究。

参考文献：
[1] 冯坤、隋卫东《安乐死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卫生法制，2002.5 p16
[2] 徐宗良、刘学礼、瞿晓敏《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p257-258
[3] 达庆东《卫生法学纲要》[M]，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3 p257

作者介绍：
朱晓卓 南京中医药大学2002级医药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
EMAIL：：zhuxiaozhuo@sina.com
联系地址：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法学教研室 邮编：210029

倪征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

田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