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决定对下列规章作如下修改：


　　一、《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
　　１、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修改为：“不按本规定申领暂住证的，责令补办暂住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２、第二十五条修改为：“伪造、涂改或转借、转让暂住证的，由公安机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３、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单位或个人招用外来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对该单位负责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留住外来人员的户主或出租人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出租房屋的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未办理租赁合同报备手续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补办，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６、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出租房屋的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租整顿，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厦门市制止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四）项修改为：“对有本规定第九条和第十条行为之一，超过允许上浮幅度规定的收入为非法收入，责令退还给消费者，不能退还的，予以没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罚款。”


　　三、《厦门市境外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代表处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市外资委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一）超业务范围进行业务活动；
　　（二）擅自聘用境内工作人员；
　　（三）代表处机构办公场所不符合规定要求。”


　　四、《厦门市蔬菜基地保护管理办法》
　　１、第十条修改为：“蔬菜基地不得抛荒或非轮作改种其他作物。因轮作改种其他作物，须经县级以上蔬菜基地主管部门同意。抛荒时间半年以上的或擅自改种的，由各级人民政府责成土地所有权单位取消其承包经营权，另行发包，同时由土地管理部门对抛荒、改种者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２、第十二条修改为：“在蔬菜基地内建窑、建房、建坟或者擅自挖砂、采石、采矿、取士等，由土地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并处被毁坏蔬菜基地每平方米１５元以下的罚款。”


　　五、《厦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
　　１、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修改为：“收费违法单位违法所得金额在一千元以上的，可处以违法所得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２、第四十条修改为：“对有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市物价管理部门可依法收回其发放的《收费许可证》。”


　　六、《厦门市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１、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未经批准设立航运企业和水路运输服务企业，擅自从事营业性运输或运输服务的；《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被吊扣后仍继续经营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按违法所得处以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３万元以上２５万元以下罚款。”
　　２、第四十五条修改为：“营业性运输船舶及非营业性运输船舶临时从事营业性运输，末按规定办理《营运证》的，及《营运证》被吊扣后仍继续营运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责令其停止营运，并按违法所得处以２倍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３万元。”
　　３、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违反运输价格管理规定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会同物价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违反运输票据管理规定，未使用规定的运输票据进行营业性运输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４、第四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水路运输行业统计管理规定，不按规定填报统计报表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给予警告处罚，并限期补根。”


　　七、《厦门市船舶修造业管理办法》
　　１、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船舶修造企业未取得《船舶修造许可证》擅自从事船舶修造业务的，其所修造的船舶，船检部门不予检验、发证，运政部门不予发放《船舶营业运输证》，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其违法所得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２、第三十条修改为：“船舶修造企业擅自提高修造船舶级别的，其报捡项目，船检部门不予检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按违法得所额的１倍以上３倍以下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３、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船舶修造企业不按规定上报统计资料，不报备船舶修造合同附本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
　　４、第三十三条修改为：“根据本办法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在《船舶修造许可证》奖惩栏内予以记录。”
　　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
　　６、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市船舶维修管理处依据本办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八、《厦门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１、第四十一条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的供水企业未取得《城市供水企业试运行证书》而向社会供水的，由市供水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供水，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２、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供水站点或擅自转供转售自来水的，除由市供水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外，并按当月水量以最高水价的１０倍处以罚款。”
　　３、第四十七条修改为：“供水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依法被吊销《城市供水企业试运行证书》或《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的，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九、《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１、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２、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３、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为第二款，即增加：“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十、《厦门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从无许可证屠宰场进贷经营鲜肉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每头５００元的罚款。”


　　十一、《厦门市粮油市场管理规定》
　　１、第十九条修改为：“未经批准从事粮油批发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销售收入，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２、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由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限额不超过三万元。”
　　３、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收购价收购产品，已售出的，没收高出国家收购价部分的全部所得；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三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收购价收购产品，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４、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予以降等、降价处理。”
　　５、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由物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十二、《厦门市水资源管理规定》
　　１、第四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按照取水许可规定取水的；
　　（二）终止取水而未办理注销手续的；
　　（三）未按取水规定安装计量装置或者人为使计量装置减速少报用水量的；
　　（四）未按规定填报取水报表的；
　　（五）拒绝或者妨碍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水政监察人员执行公务的；
　　（六）拒绝提供取水量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者提供假资料的。
　　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吊销其取水许可证；涂改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吊销其取水许可证，并可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出租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违法所得额处以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２、第四十一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擅自修建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工程或对水资源构成污染的建设项目的，处以３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在河流、水库等水域设置或扩大排污口的，处以４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爆破、打井、采石采沙取土的，处以４００元以上４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占用水工程的，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五）擅自在海水可能入侵地区增大取水量或开凿深井取水的，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未经许可擅自取水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取水，没收其取水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等额的罚款。”


　　十三、《厦门市社会用字管理规定》
　　第十条修改为：“对违反本规定的，由市或区语言文字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市或区语言文字工作管理部门委托市或区城市建设监察部门按每日每字１００元处以罚款。其中对非经营性行为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１０００元；对经营性行为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１００００元。”


　　十四、《厦门市除四害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区爱卫办警告、限期改正，经教育仍不改者，可按下列规定给予罚款：
　　（一）有新鲜鼠洞或鼠粪、鼠咬痕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除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外，对住户每宗罚款１００元、对单位每宗罚款１０００元；
　　（二）积水孽生三龄以上孑孓的，住户每宗罚款１００元，单位罚款１０００元；
　　（三）垃圾没有容器盛装、化粪池破损外溢、没有加盖或孽生地有三龄蝇幼虫或蛹，每宗罚款１０００元；
　　（四）经营直接食用的食品有蝇接触，或者厨房、食品加工场、餐厅、客房内有苍蝇，每宗罚款１０００元；
　　（五）有蟑螂或蟑螂卵荚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除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外，对住户每宗罚款１００元，对单位每宗罚款１０００元。”


　　十五、《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或第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十六、《厦门市城市公共交通车、舱乘坐规定》
　　第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或其委托的城市公共交通车、船经营单位处以１０元以上５０元以下罚款：
　　（一）无票或使用无效车、船票乘坐车、船的；
　　（二）不按秩序上下车、船的；
　　（三）在车、船未停稳强行上下车、船的；
　　（四）在车、船行道候车，不听劝阻的；
　　（五）在车、船内吸烟或者向车船内外吐痰、乱扔杂物的；
　　（六）将身体部位伸出车外，不听劝阻的；
　　（七）拒绝驾乘人员或稽查人员验票的；
　　（八）躺、卧、占据和蹬踏座位的；
　　（九）车、船到达终点后，不离开车、船或随车、船返乘，不听劝阻的；
　　（十）擅自开关车、船门的；
　　（十一）未经许可自行进入驾驶部位或其他有关车、船安全部位的。”


　　十七、《厦门市土地监察及土地违法行为处罚规定》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对不按时缴纳或拒不缴纳地价款或者有关土地费用的，按日加收应缴纳款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根据情节给予下列之一的处罚：
　　（一）责令限期缴纳，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报市、区政府批准，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权证。”


　　十八、《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１、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
　　（一）不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申报手续的，可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二）委托不具奋资质条件的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施工的，可并处以５０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２、第二十五条修改为：“施工生产单位有下列行为的，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施工单位未领开工执照擅自开工者，责令改正，并可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施工（生产）单位对施工（生产）技术资料和质量保证资料弄虚作假者，责令其更正或重新检测鉴定，并可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原材料、构配件、设备，偷工减料的，除责令改正外，并可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施工单位违反技术标准、施工规范、操作规程，不按设计图纸施工，造成施工质量低劣的，除责令改正外，并可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３、第二十六条修改为：“隐蔽工程未按第十三条规定验收签证而自行隐蔽的，对隐蔽工程应作检测、鉴定处理，其费用由擅自隐蔽的单位支付，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无证或持证的构配件生产单位超越范围进行生产的，责令改正，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持证的施工单位越级施工的，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并处以５０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６、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由于施工原因造成重大质量事故者，除由责任方赔偿损失外，可并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７、第三十条修改为：“将未经核定质量等级或质量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交付验收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将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交付使用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十九、《厦门市酒类管理规定》
　　１、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但最高数额不超过３００００元；无违法所得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无《酒类批发许可证》从事酒类批发的；
　　（二）无《进口酒类零售许可证》从事进口酒类零售的；
　　（三）未经厦门市酒类专卖局核定从事进口酒类批发业务的。”
　　２、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涂改、出借、出租、转让许可证的，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３、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责令限期报备，可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４、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工商、技术监督、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给予下列处罚：
　　（一）生产、批发、零售假冒伪劣酒类的，没收未出厂、未售出部分的产品，没收已售出部分的销货款，并处以该批产品货值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产品货值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５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罚款。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没收已售出部分的销货款，处以该批产品货值１０％至５０％的罚款，未售出部分的产品禁止销售。”


　　二十、《厦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虚报，冒领养老金的，由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承办机构追回虚报、冒领的养老金，并由区民政局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十一、《厦门市劳动监察规定》
　　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用人单位逾期不办理劳动年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并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十二、《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采购的水产品的品种、数量、金额，未缴或少缴交易管理费的，补缴交易管理费，并按应缴的交易管理费的１倍以上５倍以下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二十三、《厦门市工程建设监理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修改为：“监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处以警告，并可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监理申请批准书擅自承揽监理业务的；
　　（二）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质等级证书的；
　　（三）擅自超越资质等级证书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监理活动的。
　　监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处以警告，并可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申报资质等级时，隐瞒事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将承接的监理业务全部转委托第三人或未经委托人同意擅自将监理业务部分转委托第三人的；
　　（三）监理与本单位有同一级隶属关系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接的工程的；
　　（四）承包工程或经营建筑材料、构配件和建筑机械、设备的；
　　（五）采取压价、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业务的。”
　　违反前款第（一）、（二）（三）（四）项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处罚；违反前款第（五）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


　　二十四、《厦门市浅海滩涂水产增养殖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超越养殖使用证核定的范围进行养殖生产的，责令限期迁移，并按超越的面积每平方米处以５元以上１０元以下的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３００００元；逾期仍未迁移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强行拆除其超越范围设置的设施。”


　　二十五、《厦门市耕地保护管理办法》
　　１、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将耕地改种林果或改变耕地种植条件从事养殖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复耕，并可按占用耕地每平方米５元处以罚款，但最高限额不超过３万元。”
　　２、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单位非法占用耕地抛荒费、耕地闲置费、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地力补偿费、耕地补偿费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退赔，并可处以非法占用款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对非法占用耕地抛荒费、地力补偿费、耕地补偿费的罚款最高限额不超过３万元；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六、《厦门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六）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本决定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合同解除 单务合同 解除对象 解除权行使 诉讼方式 诉讼外方式 解除效力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色，单务合同应为解除的对象。对于当事人双方变更或排除我国合同法第94 条的约定，应当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考量个案案情，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可有诉讼上和诉讼外两种。解除权的行使未采诉讼方式，但纠纷案件由裁判机构处理的场合，合同解除效力照样发生，且自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处时开始。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笔者撰写过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合同解除》[1]，先后发表过数篇论文，提出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的发展，研究的深化，又有新想法产生，兹整理成本文，求教于大家。

一、单务合同是解除的对象

单务合同是否作为解除的对象，《法国民法典》( 第 1184 条) 、《德国民法典》( 新债法第 323条、第 324 条) 、《瑞士债法典》( 第 107 条、第 109条) 都持否定态度，日本民法没有明确规定，判例承认法定解除适用于单务合同(注：日本大判昭 8·4·8 民集 12 卷 561 页等。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但学说对此持有异议，现今的有力说亦然。(注：[日]我妻荣: 《债权各论》( 上卷) ，148 页; 星野英一: 《民法概论 IV( 契约) 》，第 70 页。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在中国，郭明瑞教授和韩世远教授都赞同法定解除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注：郭明瑞: 《论合同的解除》，载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编: 《企业·证券·合同》，298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转引自韩世远: 《合 同 法 总 论》，597 页，北 京，法 律 出 版社，2004。)笔者则主张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对于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均有其适用，理由如下:

1. 应当看到，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限于违约解除，也包括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解除，还有不以违约作为解除权产生条件的约定解除，以及协议解除。在后三种场合，允许解除单务合同，会使债务人免去债务的束缚，使债权人及时脱离已经没有积极意义的合同关系，免负附随义务等负担，轻装上阵，进行新的交易，显然十分必要。

2. 还注意，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但包括违约解除，也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所说的合同终止。须注意，这些立法例及其理论上的任意终止，包括任意终止无偿委托( 任) 合同、无偿保管( 寄托) 合同。由于中国现行法上将它们所谓的终止也叫解除，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为《合同法》) 第410 条规定了任意解除，其中包括任意解除无偿委托合同这种单务合同; 《合同法》第 376 条第 1款规定了寄存人可随时领取保管物，表明不论保管期限是否约定及是否明确，寄存人均可随时解除保管合同，包括无偿保管合同。(注：关于无偿保管合同适用终止制度的理由，见邱聪智: 《新订债法各论》( 中) ，姚志明校订，29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显然，称中国现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不适用于单务合同，不符合事实。

3. 即便局限于违约解除的类型讨论单务合同可否作为合同解除的对象，采否定意见也有其弊端，持肯定看法有其积极价值。

( 1) 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承认单务合同适用于解除制度，免除了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得不到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或服务，至多能够请求债务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而不解除合同也能获得此类救济。就此看来，单务合同作为违约解除的对象，似乎时常有利于债务人( 违约方) ，而不利于债权人( 守约方) 。对此，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作为一个理性人，债权人会权衡利弊而作出决定。将是否解除的权利赋予债权人( 守约方) ，而非法律禁止解除，更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退一步说，即使债权人( 守约方) 果真选择了解除合同，且结果于其不利，也是他自己所愿。此其一。其二，债权人负有附随义务、负担场合，不允许解除合同，债权人受此类义务的束缚，一不小心，还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 2) 《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规定的解除条件，包括履行期届至前债务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单务合同场合，债务人于履行期届至前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允许债权人援用《合同法》第 94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单务合同，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如无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明确表示届时不偿还本金，或将其财产挥霍或转移致使届时无力偿还本金，允许出借人( 贷款人) 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借款合同，提前收回本金，尤其在借款人没来得及挥霍或转移财产的情况下提前收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韩世远教授主张，以《合同法》对借款合同所做规范设计实系以有息借款合同为预设对象，这从第 196 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出现的“并支付利息”可以反映出来。如此设计的规范，并不能够当然地适用于原则上作为无息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比如第 200 条、第 201 条、第 202 条、第 204 条、第205 条等，均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第 203 条关于“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处此规范体系之中，自应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2]453

这种观点的缺陷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韩世远教授是在“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以下结合‘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的题目下议论的，他对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不适用于解除的分析及其结论，是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的断语服务的。在此，他忽视了《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金融机构与法人之间( 基于特殊政策而产生) 的无息借款合同，他仅仅以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分析的结论，意欲得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的借款合同具有意义”的结论，以偏概全。其二，韩世远教授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和思维方法:《合同法》完全以有息借款为预设对象设计借款合同规范及其体系，即便事实果真如此，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合同法》要一体适用于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本应全面而周延地设计规范及其体系。本该清楚明了地规定，却语焉不详。遇此情况，就需要法律人的目光来回而全面地巡视于《合同法》分则、总则的规定，乃至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条文的含义及适用范围。本该规定而未规定，构成法律漏洞。有漏洞就应予填补，或用类推适用的方式，或用目的限缩的方式，或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等。循此思路及方法，对于无息借款可否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法》第 203条关于借款合同解除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尽明了的情况下，韩世远教授钟情的法定解除使“合同义务的解放”、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就应得到贯彻，《合同法》总则第 94 条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就应发挥作用。如此，《合同法》第 203 条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是被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而是应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才会使“贷款人容忍借款人使用贷款、日后才可收回”的合同义务获得解放，才会剥夺借款人无偿使用贷款的合同利益，才不至于导致《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解除的目的在借款合同领域落空。如此解释的价值在下述情况下更加凸显出来: 借款人财产状况恶化，又将贷款用于违法犯罪或毫无前途、届时无法收回的领域，承认作为自然人的贷款人享有并行使解除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韩世远教授在这里的失当表现在，其目光局限于《合同法》的局部规范体系来解释第 203 条，再就是忽视了法定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其三，韩世远教授称《合同法》第 201 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过于武断，并不适当。因为第 201 条分为两款，第 2 款关于“贷款人未按照约定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才较为适当。

接着分析无偿委托合同的情形。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无资力，将故意或重大过失地为委托人购买质量低劣的货物，任凭此情发展，委托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无法从受托人处获得偿付，而允许委托人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项或第 410 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并取消授权，阻止受托人实施上述有害的行为，益处不言自明。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怠于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下，承认委托人的解除权及其行使，亦然。

在这里，有必要评论韩世远教授以德国民法、日本民法规定随时解除( 第 651 条) 被有些学者认为“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为由，得出将来对中国《合同法》第 410 条做解释论展开时需要解决的结论，联系其总题目推测其意思，还是不承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在笔者看来，韩世远教授如此否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勉强得不能再勉强。其原因在于，A.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包括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上的合同终止。B. 从事物的实质方面讲，在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下，一定要维持委托合同关系，结果可能非常糟糕，惟有允许一方现有并行使解除权，才是上策。C.《日本民法典》第 561 条和中国大陆《合同法》第 410 条规定的任意解除，《德国民法典》第 671 条第 2 项和中国台湾“民法”第549 条规定的任意( 随时) 终止，可能“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但这只是需要解决、明确的问题，而非废止任意( 随时) 解除的理由，原因在于无偿委托合同以当事人间的信赖为基础、法律拘束力相对较弱，不宜强拉硬配。解决的方案，可有进一步严格解除的条件、增大损害赔偿的数额等选项。

( 3) 在无偿保管合同场合，保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毁损保管物，或者擅自将保管物交由不负责任的第三人保管等，寄存人享有解除权，可审时度势，行使解除权，将保管物提前取回，避免损失，尤其在保管物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下，更具有积极的价值。

4.《合同法》允许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 第186 条第 1 款) 、法定撤销( 第 192 条、第 193 条) ，此类撤销在实质上与合同解除相同，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撤销( 第 54 条) 不同。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或不真正双务合同，法律允许撤销———实质上的解除，就此说来，解除单务合同是有意义的。

韩世远教授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中国《合同法》规定的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就是赠与的撤销，“立法用语已表明它并不属于赠与合同的解除; 德国民法称之为‘赠与的撤回’( BGB § 530Winderruf der Schenkung) ，并非合同解除。”联系与韩世远教授在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否被统合到违约责任责任等问题上的争论，笔者发现韩世远教授特别强调法律用语所起的作用，而笔者时常更关注事物的本质。在辨别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撤回三个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分工上，又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韩世远教授自己也没有一以贯之地以法律用语确定概念的含义，如他认为，《合同法》第 111 条的“请求减少价款”应当是“主张减少价款”。[3]8

对于撤销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中国《合同法》第 54 条、第 55 条、第 74 条、第 75条等，是将有效的合同作为撤销的对象的，对此，韩世远教授是承认的。[2]155( 300) 只不过他在赠与合同场合没有一以贯之，又说“撤销制度适用的对象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 解除适用的对象则是有效合同。”即便如此，人们不禁要问: 《合同法》规定的赠与撤销针对的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吗? 解除的对象一律是有效的合同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法释[2010]9 号) 第 5 条、第 8 条等规定已经否定了韩世远教授的看法。

对于撤回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不知韩世远教授持何种看法。观察中国《合同法》使用“撤回”的概念，是针对尚未生效的意思表示的，如要约的撤回。遵循此义理解合同的消灭，不宜将已经有效的赠与合同提前消灭称之为赠与合同的撤回。

需要注意，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重在提前终止有效的合同，至于是因一方当事人违约而提前终止，还是非因违约而提前终止，甚至是不讲任何原因而随时终止，均在所不问，或者准确地说，那只是合同解除制度内部的类型划分问题。就此说来，《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就是合同解除。

最后，韩世远教授仅凭德国民法上的“赠与的撤回”称谓就断定中国《合同法》上赠与的撤销不是赠与合同的解除，在方法论上殊值商榷。继续性合同不因违约而解除，德国民法同样不叫解除，而谓终止，该如何处理呢? 韩世远教授自己仍然称之为合同解除。[2]448退一步说，假如中国民法完全沿袭德国民法而来，每项制度、规则及其理论都一一继受，依据德国民法关于“赠与的撤回”的设计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款、第 192 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绝非合同解除，尚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在中国《合同法》及其理论系借鉴了多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以及若干国际法律文件精神及规定的事实面前，拥有相当的中国元素的情况下，却以德国民法的称谓来解释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显然难以服人。看来，以他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的称谓、设计等来反驳他人的观点，证成自己的见解，时常是凭其主观好恶来决定的。

不得不再次指出，韩世远教授再次地用境外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及其学说来直接界定中国现行法及其理论上的概念(注：韩世远教授在解释《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时，就单一地依据日本民法及其学说所持已届履行期系指履行期届至，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为履行期届至。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 3 版) ，286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是不妥当的。笔者重申，中国《合同法》并不是依据德国民法制定的，对中国《合同法》制度及规定的解释，不得直接依据德国民法及其学说。不过，如果我们通过介绍、分析、论证德国民法及其学说合理、正确，来说明中国法的规定如此解释，可使中国法自洽，符合中国实际，倒是可取的路径及方法。

5.《合同法》第 195 条规定: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其中所谓“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如果是终局的状态，实际是解除赠与合同，在赠与人明确表示了解除的意思时尤其如此。这样认定，完全符合上文“4) ”最后关于中国现行法上合同解除的界定，结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