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景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律体系/法律规范/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结构、特色和发展趋势奠定了现实基础。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归属和法律规范的性质两个向度作为研究法律体系的框架。前者的目的在于描述中国立法的现状，后者旨在分析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在各个法律部门的分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影响，使各类法律规范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分布发生有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发展的共性，另一方面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六大重申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作为一项政治使命，现在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一个以宪法为中心，包括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就为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中国法律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划分很早就是法学界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现实立法的根据，除了引用国外的材料，难免无的放矢。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如何，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发展有什么关系，其中中国的特色在哪里，均是中国法律体系今后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所应该弄清楚的问题。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向度的，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关系是表现形式和内在结构之间、现象和实质之间的关系。分析单元之一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研究它们在各个法律部门中的大致归属，借以分析中国立法的现状；另一个分析单元是法律规范，分析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规范在现行法律文件中的分布和构成。这里不涉及诸如公法和私法之类的划分是否恰当的争论，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理想类型，借以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律体系、法律部门的性质和变化。
　　选择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作为衡量法律结构变化的指标不是任意的：一是由于它们在法学研究中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二是由于它们在法律体系中的覆盖面，不只是涉及个别法律制度，而具有整体性，能够大致涵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结构变革的范围；三是它们与中国社会变革相联系。其中公法与私法代表公共权力行使和私人自治的两个维度，可以分析公权力对社会的干预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实体法与程序法代表实体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的程序的两个维度，它们是一个国家法治的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可以分析法治本身变革的程度；国际法与国内法代表法律变革中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互动，可以分析国际因素对国内法律变革的参与度。借助这些工具，可以分析中国法律体系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不同维度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而通过法律规范性质的变化解释中国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和发展趋势。
一、法律体系结构的历史演变
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样，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在人类刚刚进入文明社会初期，社会关系简单，调整它们的法律规范也简单，法律主要以习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法律与道德、宗教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法律部门更谈不到什么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从现在的观点虽然也可以分辨出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成分，但是它们都混杂在一起，始终停滞在诸法合体的状态。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简单的法律门类的划分，如罗马法中的公法与私法，中世纪的教会法与世俗法，英国法中的普通法与衡平法等。所有的法律，要么可以归入这一类，要么可以归入那一类。以大陆法系公法与私法划分为例，在古罗马时代这种分类适应了当时社会关系简单划分的要求，那时的一切社会关系要么属于私人自治的领域，要么属于公权力行使的领域。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划分也具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性质，衡平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普通法的不足，如果普通法的救济能够达到公正，不得使用衡平法的救济手段。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划分也是这样，凡是调整罗马公民之间关系的属于市民法，凡是调整罗马公民和异邦人关系，异邦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属于万民法。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是这样，大致可分为“礼”和“刑”，所谓“治之经，礼与刑”。[1]
　　到18、19世纪，随着法典编纂运动，大陆法系逐渐形成了现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法律部门的划分总是跟编纂法典相联，对部门法典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它被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部民法典，标志着大陆法系的形成，其后世界上的每部民法典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法国在编纂民法典之后几年，又相继制定《民事诉讼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四部法典，加上《宪法》，构成了法国的法律体系。而行政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形成法典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不大，但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其他法律所不能代替的。中国在民国时期也仿照大陆法系制订了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六法全书”。应该看到，这些部门的划分，虽然与它们调整的社会关系有关，但这几大部门不像通常的那样划分为政治法、军事法、经济法、文化法、教育法等，这一方面决定于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由调整方法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调整方法的不同，在宪法与部门法、民法与行政法、确认权利法（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与保护权利法（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中，似乎可以看到这几个法律部门的基础性和纯粹性。宪法的一般（原则性）调整与部门法的具体调整，民法的平权型调整与行政法隶属型调整，宪法、行政法和民法确认权利的方法与刑法保护权利的方法，民法、刑法对实体权利的确认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程序权利的确认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些法学家甚至赞叹，这些基本的法律部门具有法律上的纯粹性、鲜明的对比性、法律上的不可兼容性的特点。尽管各部门的法律制度多种多样，但仍然存在法律工具的一些基本的、原始的因素（调整性和保护性，集中原则和任意原则，实体的和程序的原则），而所有这一切在这几个基本法律部门中都获得了最详尽的体现。[2]这是一幅多么理想的法律部门划分和组合的图画啊！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恰切，似乎它可以应对任何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任何变化似乎都可以纳入整个体系之中。实际上，19世纪后半期的概念法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典法学学科体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这种复杂化一方面表现为法律部门越分越细，各个基本法律部门中都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如宪法之下的国家机构组织法和人权法，行政法之下的行政组织法、行政运作法、行政救济法等，民法之下的家事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等，商法之下的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程序法除了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法之外，又出现了行政程序法和宪法程序法，还出现了仲裁法、调解法等非诉讼程序法。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渗透，公权力与私权利相互影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以至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转化，出现了大量的兼有不同法律部门特点的新领域，兼有几个基本法律部门特点的混合法律部门也出现了，最典型的就是经济法、环境法和社会法。再用公法与私法的两分法，甚至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部门来归纳不同的法律文件就太简单化了。面对新的社会关系，在原有部门中首先出现一些不那么纯粹的规范，它们处在原有部门的边缘，于是就在这个部门中出现了不那么协调的现象。后来，这类条文变得越来越多，原有的法律部门再也不能容纳它们，最后逐渐形成一个或若干个调整同类关系的法律文件，经过法学家的理论化，新的部门产生了。从实践来看，无论法学家还是实务工作者都正在学会用一种新的方法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再是站在某一法律部门的立场，甚至不再以法律规范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规范，可能是宪法的、也可能是民商法、刑法的或行政法的，甚至可能寻找处理该问题的非法律的规范，习俗、道德、社会团体规范。
　　原有的法律部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现象，在当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现实主义法学在1930年代就针对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干预的强化提出，公法与私法、私人自治领域与公共权力行使领域之间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就最典型的私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都不是纯粹私的。它们都必须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障，与法律强制有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私法”只不过是公法的一种形式。[3]公法与私法、公共权力行使领域与私人自治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的，而是流动的、活的，而且正在形成一些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兼有两个领域某些特征的“中间领域”。这涉及许多法律领域，如管辖权的界限、契约与非契约行为之间的界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甚至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流动的。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堕胎问题的判决指出，妇女怀孕3个月之内的堕胎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属于私法领域；怀孕最后3个月的堕胎在法律上属于公权；而在中间3个月则部分属于私权，部分属于公权。[4]西方社会中这些新的变化在法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梅利曼提出，由于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巨变，当代大陆法系传统“公、私法的划分正处在危机之中”。[5]昂格尔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国家与社会的逐步近似，公法与私法的逐步混合”，导致了法治的解体。[6]伯尔曼则明确指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代西方国家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正在变得凌乱不堪，西方法律传统面临崩溃的威胁。[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形成相伴随，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以大陆法系为例，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过了几百年，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也经历了一百多年。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经过“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在确定走法治道路之后，要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使社会生活法制化，必须加快立法的步伐。西方立法发展几百年的道路，中国浓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一项政治使命，使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直是中国立法的鲜明特色。与西方法律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性、阶段性特别明显。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也有阶段性，其中立法者的目的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这种阶段性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而中国则是按预期计划有步骤推进的。当然，这种计划性不是盲目的，它来源于并且受制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这种有计划性在中国共产党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上都表现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方针的同时就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从那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放到重要地位。1997年十五大、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党中央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在全国人大的工作中得到贯彻。2003年李鹏委员长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2008年吴邦国委员长代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为了完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历史使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制定立法规划，从五年规划到年度规划，虽然立法规划不是立法的法定程序，许多列入规划的立法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制定，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中国立法的目的性、有计划性，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规范性文件归属的分析：当代中国立法的现状
从规范性文件的归属角度，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7件，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分类，包括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其相关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和程序法。此外，现行有效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8]
　　中国宪法部门共有法律39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16%，包括宪法和宪法相关法。中国已经制定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四部宪法，现行宪法也已经有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个修正案。但它们始终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宪法框架内，不可能存在与宪法典并存的单行宪法。宪法相关法[9]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有关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的法律；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有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法律；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法律。
　　中国行政法部门共有法律77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33%，是法律最多的部门。行政法部门的内在结构包括特别行政法和一般行政法。特别行政法又称部门行政法，指规范各专门行政职能部门如治安、民政、国家安全、统计、邮政、海关、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管理活动的法律。一般行政法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程序，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产生、职权和职责等，是横跨各个行政法领域、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运作法（包括行政许可、处罚、制裁、监察等）和行政救济法（行政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
　　中国刑法部门有法律1件，即《刑法》。中国刑法部门除了刑法典之外，过去曾经存在过单行刑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的决定和附属刑法即非刑事法律中设置的附属刑法规定。1997年之后，刑法的修订则采用刑法修正案和刑法解释的形式，这对于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使得刑法成为中国各个法律部门中法典化、系统化程度最高的部门。
　　中国民商法部门有法律33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14%，包括民法和商法两个子部门。其中民法已经完成了《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物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主要法律的制定，欠缺的是编纂民法典。商法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如果中国采取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取的民商合一的体例，设想在编纂了民法典之后，商法总则与民法总则合一，将具体的商事法作为民商事特别法保留在民法典之外。
　　中国经济法也是一个庞大的法律部门，共有法律59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25%。就其核心公共经济管理法而言，可以分为综合职能管理法和行业管理法两个部分。综合职能管理法包括宏观调控的各个领域，有《预算法》、《审计法》、《统计法》、《价格法》、《反垄断法》、各类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行业管理法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工业、交通、贸易、对外贸易、邮政等各个产业法。
　　从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法律部门的划分看，环境资源法横跨行政法和经济法两大部门，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资源法两个子部门。中国现在已经制定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岛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气象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资源法包括《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无论从国内需要还是国际环境看，环境资源法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的社会法部门共有法律18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8%，主要由劳动保障法、社会保障法、社会公益与慈善法三部分组成。劳动保障法主要包括《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工会法》、《就业促进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等；社会保障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如《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社会公益与慈善法包括《公益事业捐赠法》和《红十字会法》，《社会救助法》正在审议。
　　中国程序法部门有法律10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4%，包括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两类。其中诉讼程序法现已编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法典，而宪法程序法主要涉及违宪审查制度问题，中国的违宪审查权不由法院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目前主要由《宪法》、《立法法》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组成。非诉讼程序法《仲裁法》和《人民调解法》已经制定。
　　从规范性文件归属的角度进行法律部门的划分，只不过是对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种归类方法。上述划分只具有相对性，在它们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部门，如军事法，从这些部门之中是否还可以析出新的部门，如行政法部门中的教育法、经济法部门中的财政法，民商法部门中的家事法、知识产权法，都是见仁见智的。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更何况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还会有新的部门产生。
三、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公法与私法
立法的发展为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应该看到，立法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即规范性文件与它的内在结构可能不一致：一个规范性文件可能包含多种性质的法律规范，一个法律规范的不同部分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而且，同一法律文件从不同角度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例如，《行政诉讼法》既可以归属于行政法，也可归属于程序法；国家机构组织法既可以归属于宪法相关法，也可以归属于行政法，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各个法律部门法律的数量只具有相对意义。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法的内在结构，而这个内在结构不是凭感觉就能认识到的，需要人的理性思维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从立法实践上升到成熟的法律体系，恰恰是法学研究的任务，是法学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七个法律部门的分类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法律体系建构的大体框架，规范性文件的大致归属，并没有代替、更不可能穷尽法的内在结构和法律规范性质的研究。这里不涉及七个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否合理的问题，只要不僵化，不把这个问题定尊一格，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一个能把各类法律文件放置其中的框架，以这一划分为基础对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不同的学者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无论中外都有很不相同的意见。[10]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划分为几个部门，而且在于怎样在不同部门的众多法律文件背后发现其内在的变化逻辑，寻找产生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研究其发展趋势。
　　如果换一个视角，不是从规范性文件的归属而是从法律规范本身的性质出发，就会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点。我们把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国际法和国内法看作是分析法律规范性质的单元，是理想类型，把它们看作是相互对称、互不兼容、非此即彼的构成因素，而规范性文件则是由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而形成的载体。在此框架下，分析处在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一）公法与私法的传统划分
　　公法与私法是法律体系，特别是实体法最常见的一种划分。公法，通常认为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私法则包括民法、商法。
　　在传统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之所以被视为公法，主要是因为：第一，它们的主体都包括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第二，它们所调整的关系具有不平等的性质；第三，它们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第四，它们所包含的规范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强行性、命令性的，作为主体的国家机关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模式行为，否则就是越权或滥用权力，所谓“法律不允许就是禁止”。就私法而言，民商法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私法规范的特点是：第一，主体是个人或法人，而不是国家；第二，私法所调整的关系具有平权性，而不具有隶属性，虽然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参加到民事关系中，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具有行使国家权力的性质；第三，私法所保护的是公民或法人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或公共利益；第四，私法规范具有任意性，而非强行性。长期以来，私权神圣和契约自由是民商法的两大原则，这充分表现了公民和法人在处置自己的财产和私人事务时不受政府、社会团体和其他任何个人干预的特点，“法律不禁止即允许”，即私权自治。
　　上述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标准，无论从主体、关系、利益还是规范的性质看，都具有对比性、不兼容性，非此即彼。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这种划分有相当大的争论，我们不难在宪法、行政法和刑法中找到私法性质的规范，而在民商法中同样可找到具有公法性质的规范。[11]这里，我们的着眼点不在于把所有法律部门区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否合理，而是把公法和私法作为分析单元，看它们在不同法律部门中是如何分布的，从而研究各个法律部门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公法与私法区分的标准仍然不变，只不过问题不再是宪法、行政法、刑法是否属于公法，民商法是否属于私法，而转变为这些法律部门中包括多少公法或私法因素，它们是如何组合的。
　　就实际意义而言，公法与私法代表了国家干预和私人自治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衡量当代中国社会和法律变革许多方面的重要指标。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和市民社会对政治领域影响的双重作用，各个法律部门都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公法与私法因素在各个部门中相互混杂，这主要表现为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和兼具公法与私法特征的混合法律部门的出现。
　　（二）中国的私法公法化
　　所谓“私法公法化”，即传统上属于私法领域的民商法，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作为私法核心的私权神圣、契约自由原则正在受到挑战：私权自治不是绝对的，它不得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利。西方的私法公法化发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之后，公法私法分离在前，私法公法化在后。而中国私法公法化和私法与公法剥离发生在同一过程，其背景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中国《民法通则》确定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民法所具有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另一部分则体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约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诚实信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成为私权自治原则必不可少的前提。
　　《物权法》一方面把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确定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在其他条款中对物权的不同形式也作出了许多强行性、限制性的规定。第41条规定国家所有权制度，“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第71条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第77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在相邻关系方面，第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关于用益物权，第12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上述这些原则和规定显然体现了国家对私权自治的干预。
　　《合同法》一方面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从而确定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契约自由原则的重要前提。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婚姻法》一方面确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又把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利，实行计划生育共同作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第39条在谈到离婚财产分割时，提出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依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的原则判决。
　　《公司法》把“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与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有限责任等一起确定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还对公司经营活动作出了一系列强行性、限制性的规定。第17条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第18条规定：“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第19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当然，上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民商法领域私人自治的实质，不能因此认为民商法已经变成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法。民商法的实质没有变，只不过给私人自治设置了条件。
　　（三）中国的公法私法化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沪府办发〔2010〕9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上海市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

　　职业病防治工作关系到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党的十七大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预防为主，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职业病等疾病的监测与预防控制。200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国办发〔2009〕43号），进一步明确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对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体系、落实职业病防治责任、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病防治纲领性文件。国家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出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劳动者健康的关怀，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职业病防治工作列入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现在起到2015年，是上海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和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期，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有关要求，进一步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对促进上海经济持续发展，保护劳动者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根据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政策方针，制定本规划。

　　一、本市职业病防治现状与问题

　　《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在市委、市政府重视和领导下，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本市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快职业病防治工作法制建设，规范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管理和劳动用工管理，建设职业卫生服务体系，开展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对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农民工的保护力度，严肃查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全社会职业病防治意识逐步增强，大中型企业职业卫生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逐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逐步上升，全市每年职业病发病例数总体平稳。

　　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既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给职业病防治工作带来了新挑战，本市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第一，职业病病人累计数量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本市累计报告尘肺病和职业性急性中毒逾万例。由于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实际发生的职业病要大于报告数量。同时，职业病发病工龄呈缩短趋势。第二，重点职业病未得到有效控制。以尘肺病和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为重点的职业病仍威胁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电焊工尘肺、正己烷中毒、溶剂汽油中毒等逐渐成为近年本市新的主要高发职业病种类。第三，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范围广，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生产门类比较齐全，汽车制造、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加工、纺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印刷、家具制造等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职业病危害。到2008年，全市申报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近1.6万家，涉及生产职工达260万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达41万人。同时，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广泛应用，职业病危害呈现出新特点，防治任务更加繁重。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用人单位防治主体责任未落实到位，职业病防治行为尚未成为用人单位的自觉行动。部分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私营企业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思想，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法律意识淡薄，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不足，对劳动者健康重视不够，没有采取有效的综合治理措施；部分用人单位生产条件落后，生产环境不佳，职业病防护设施不完善。二是一些地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视不够，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未将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尚未真正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关系，忽视职业病危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劳动者流动性大，自我保护意识差。上海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市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入地之一。近年来，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增长迅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从业人员已经超过400万，大量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群中占较高比例，职业病防护知识欠缺，是职业病高发人群，易发生群发性职业病事件。四是职业病防治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职业病防治相关配套政策、规定、技术标准不够完善，部门间职业病防治工作没有形成足够合力，职业卫生服务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匮乏、年龄老化，职业病防治信息系统不健全，职业卫生服务能力不强，宣传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应急救援能力有待加强，财政对职业病防治的投入和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二、本市职业病防治工作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护劳动者健康为根本目的，加强政府领导，强化行政监管，落实用人单位责任，依靠科技进步，立足上海实际，突出重点，全面推进职业病防治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1.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控制职业病危害源头，采取工程技术、个体防护和健康管理等综合治理措施，预防控制职业病危害。

　　2.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既着眼长远，不断完善制度，加强防治服务和监管体系，又立足当前，着力解决目前防治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3.注重公平，保障基本。全面扩大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范围，提高职业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保障劳动者基本职业卫生服务需要。

　　4.整规并重，社会参与。大力规范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行为，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严肃查处。广泛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增强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三）规划目标

　　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调配合、用人单位负责、行业规范管理、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综合防治能力显著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防治意识明显增强，工作场所作业环境进一步改善，职业病发病增长率稳中有降，劳动者健康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基本建立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职业病综合防治体系。

　　——到2015年，新发尘肺病病例年均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发生数进一步下降，硫化氢、一氧化碳、氯气等主要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较2008年下降20%，基本控制硫化氢中毒死亡病例的发生，主要慢性职业中毒得到有效控制，基本消除急性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从2010到2015年，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达到80%以上，控制效果评价率达到80%以上。

　　——到2015年，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80%以上，用人单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80%以上；接触放射线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率达到90%以上，放射工作人员培训率达到95%以上。

　　——到2015年，用人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和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率达到90%以上，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配备率达到80%以上，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档案建档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建档率达到95%以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告知率和警示标识设置率达到95%以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率达到70%以上，粉尘、毒物、放射性物质等主要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达到80%以上。

　　——到2015年，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监督覆盖率比2008年提高20%以上，严重职业病危害案件查处率达到100%。监管网络不断健全，监管能力不断提高，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得到加强。

　　——到2015年，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完善职业病病人医疗救助制度；职业病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各项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到2015年，职业病防治和监管队伍基本满足职业病防治工作需要，职业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基本职业卫生服务逐步覆盖到街道、乡镇，职业卫生服务可及性进一步提高，职业病防治信息系统进一步健全。

　　三、本市职业病防治主要任务

　　（一）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

　　1.建立健全防治责任制。用人单位要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专业人员，设立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职业卫生档案，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2.认真落实预防、控制措施。用人单位要依法及时、如实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应优先采用有利于防治职业病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逐步替代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技术、工艺和材料。加强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检测、评价与控制，为劳动者提供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在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要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救援器材、设备，制定应急救援预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3.加强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和职业健康管理。用人单位要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要依法组织其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要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4.加强职业病的救治工作。对遭受或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用人单位要及时组织救治、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及时安排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搞好职业病病人治疗、康复、定期检查和妥善安置，落实职业病待遇，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5.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要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并在合同中载明。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落实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和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保护政策。在高危行业，积极推行职业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制度。

　　（二）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制度

　　可能产生一般或严重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审批制建设项目）或扩大初步设计阶段（核准制、备案制建设项目）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在竣工验收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卫生验收后方能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还应经防护设施设计的卫生审查，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施工。

　　（三）强化对重点职业病的防治

　　1.尘肺病的防治。本市要以加强防治矽肺、电焊工尘肺、铸工尘肺为重点，开展尘肺病防治技术和发病规律调查研究，制定并实施粉尘危害综合治理项目，不断提高尘肺病防治水平。逐步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艺、设备和材料，限制纯石英、石棉或含石棉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规模。

　　2.重大职业中毒的防治。针对本市硫化氢、一氧化碳、氯气、氨气、苯、正己烷、重金属等重大职业中毒隐患，实施职业中毒综合防治项目，对存在隐患的设施、设备、场所进行治理，减少重大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加快有毒化学品生产、销售、使用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展职业中毒发病规律、健康损害机制、危害因素检测、职业健康监护及防护技术等相关研究工作。

　　3.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防治。加强对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管理，完善安全防护措施，降低作业场所的放射性危害。落实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制度，建立个人剂量监测机构数据网络，及时了解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加强对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切实保护放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四）加强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

　　1.加强对重点职业病的监测和预警。开展本市重点职业病危害监测工作，对矽肺、电焊工尘肺、铅中毒、苯中毒、正己烷中毒、职业性肿瘤等重点职业病实施监测调查，开展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和预警，减少群体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风险。

　　2.健全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实施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队伍稳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治疗等职业病防治网络，完善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职业病防治体系，提升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

　　3.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施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项目，制定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计划，建立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培训基地，推进职业病防治相关学科建设，重点培养职业病诊断医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专业人才以及相关公共卫生人才。

　　4.提高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和完善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制度，加强现场处置和医疗救治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应急处置效果。

　　5.推进信息化建设。实施职业病防治综合信息系统项目，完善信息监测、报告和管理网络，实现各级职业病防治和监督机构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整理、综合分析，为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6.加强职业病报告管理。逐步完善用人单位、职业病诊断机构、接诊遭受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首诊医疗机构报告以及相关监管部门通报的职业病报告制度，不断提高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业病报告管理能力。

　　7.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完善职业病防治监管体制机制，明确监管职责，加强机构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条件，配置执法装备和仪器设备，充实人员，加强培训，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五）开展科研及成果应用

　　积极鼓励研制、开发、推广、应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推进清洁生产。加强对职业病的机理和发生规律的基础研究，把职业病防治领域亟待解决的基础研究项目和关键性技术难题列入本市科技攻关计划，提高职业病防治科学技术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尘肺病防治、职业中毒检测检验、诊断、救治、控制、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科学管理、放射诊疗技术所致医疗照射的控制措施等科学研究工作，加快对粉尘、重金属、有机溶剂等重点职业病危害防护技术和职业病诊治技术的研究。开展对纳米材料、微电子制造、医药制造等高新技术行业的职业危害防治研究工作。加强突发化学中毒识别现场处置和应急救援技术的研究及开发应用。

　　（六）加强培训和宣传教育

　　制订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年度计划，开展联合宣传。加强对基层领导干部的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强化对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劳动者的培训，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作业场所健康教育，切实提高宣传教育效果。加强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把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纳入本市全民普法教育范围，列为健康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深入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职业病防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生命、关注职业病防治的良好氛围。发挥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作用，鼓励群众举报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

　　（七）完善多种形式的保障制度

　　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健全工伤保险费率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工伤保险待遇水平。探索工伤预防在职业病防治中的积极作用，稳步开展职业病患者的康复试点工作，逐步完善职业病预防、补偿和康复“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工伤保险体系。

　　四、本市职业病防治中重点推进项目

　　（一）粉尘危害综合治理项目

　　开展粉尘危害因素调查，组织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结合能源政策、环保政策、产业政策，依法关闭不符合产业政策、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的小作坊、小企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粉尘危害防护设施改造和粉尘治理投入力度，采取有效的防尘工程控制技术和个体防护措施。建立尘肺病防治责任制，特别是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治主体责任。

　　（二）职业中毒综合防治项目

　　开展高毒物品危害因素调查，建立重大职业中毒隐患数据库，在对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产生重大职业中毒隐患的设施、场所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依托现有资源，逐步建立完善职业中毒事故的救治网络，包括市、区县两级职业中毒救治基地（中心）、中毒应急用品储备系统。建立和完善突发职业中毒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制定重大职业中毒应急预案。探索预防重大职业中毒的有效措施，提高重大职业中毒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

　　（三）职业病防治综合信息系统项目

　　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信息采集标准和相应信息的采集、传输和管理规范，建立基于居民健康档案的职业病防治综合信息系统，规范数据采集，完善信息监测、报告和管理网络，实现各级职业病防治和监督机构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提高应用水平，为本市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信息技术支持和保障。

　　（四）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

　　利用现有资源，建立1个市级职业病防治技术基础研究基地、若干个学科基地和应用研究基地，加强职业病防治科学研究，并通过专项科研基金给予支持。基础研究基地和学科基地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重点职业病预防、控制策略，职业中毒快速诊断、救治以及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技术，职业病诊断、治疗的新方法，不同职业人群的干预方案。应用研究基地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开发、推广防治职业病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并组织开展职业病危害干预试点，推广适宜技术。建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质控中心”）及相应的督查员队伍，质控中心负责拟定相关专业质量评价体系和工作方案，组织质量控制检查和评价，组织相关专业培训和业务指导，开展相关工作调研、信息收集、分析论证等。完善基层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网络，探索建立本市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及相应的保障机制，提高职业卫生服务能力和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水平。积极发挥有关学会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五）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项目

　　实施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计划，分级、分类培训职业病防治专业人才，通过建立职业病诊治、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业卫生监管及基层社区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等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运用继续教育、轮岗进修、集中培训、在线学习、专题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本市职业病预防控制、监督管理、职业病诊疗等能力。探索建立职业病诊断医师规范化培养培训制度。扶持职业病防治重点学科建设，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

　　（六）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项目

　　建立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制度。在完成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培训大纲及培训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分批、分级培训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为用人单位实现职业卫生管理自律行为提供人力保证。

　　五、做好本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防治工作领导

　　各级政府要把职业病防治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区（县）政府要结合辖区职业病危害实际，制定辖区职业病防治规划或本规划的实施方案。要将职业病防治重要指标和主要任务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职业病防治年度计划，列入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分工、进度、责任人和保障条件，做到责任有主体、投入有渠道、任务有保障，层层落实并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二）健全部门协调机制

　　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面广，需要多部门密切配合、相互合作。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职业病防治工作职责分工，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本部门工作计划，狠抓落实。市和区县要分别建立卫生、安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发展改革、法制、经济信息化、财政、科技、环保、建设交通、规划国土资源、民政、公安、物价、编制等部门间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联合开展监督执法、调研、宣传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政府统一领导、职责分工明确、部门协调配合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机制，构建职业病防治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卫生部门负责拟订本市职业卫生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草案及卫生标准，制定规范性文件，并组织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卫生标准的宣传贯彻培训工作；负责对用人单位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审核、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审核和竣工验收，并负责建设项目监督检查及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负责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及监督管理；承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医疗卫生机构的审批及监督管理；承担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规范职业病的检查、救治、诊断和鉴定工作；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安监部门负责拟订本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职业危害（包括职业病危害，下同）事故调查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处罚、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草案及标准，制定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职业卫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宣传贯彻培训工作；负责职业危害申报工作；负责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颁发管理；负责作业场所监督检查；组织指导、监督检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安全培训考核；依法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组织指导并监督检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安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推广和应用工作；配合卫生部门做好重点职业病监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职业病防治工作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研究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督促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和（或）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

　　经济信息化部门负责研究完善相关工业产业政策，逐步淘汰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生产技术、工艺和材料。加强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工业建设项目管理。推进职业病防治信息化工作，对职业卫生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进行指导、协调管理。

　　财政部门依据政府卫生投入政策有关规定，负责落实职业病防治有关监管机构相关工作经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防治任务的财政补偿政策和制定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和重点防治项目的政府投入政策。同时，由市财政部门、市物价部门负责研究、设立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相关收费项目并制定收费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签订劳动合同的监督管理，负责职业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队伍建设，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工会组织负责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群众监督，指导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配合政府部门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和培训，对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护措施，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职业病的防治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侵犯职工合法健康权益的行为，要求用人单位及时纠正，并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科技部门负责职业病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科研和成果推广的管理，支持职业病防治有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科学研究工作。

　　环保部门负责本市核技术、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放射性污染的防治活动；对本市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建设交通部门负责督促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或）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检查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是否使用符合职业病防治标准的建材，查验施工现场环境是否符合职业病和有毒有害气体防治的标准和规定。

　　规划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督促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或）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

　　民政部门负责对符合本市医疗救助条件的职业病病人及时给予医疗救助。

　　行业协会通过自身优势，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和促进工作，拟定行业职业卫生工作规范，督促、指导用人单位依法落实职业病防治措施，不断增强用人单位自律性。

　　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规定，造成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大监管力度

　　本市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认真履行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各区县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严格落实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监管责任。针对本辖区职业病危害特点，加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人群的监督检查力度。针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重要环节开展经常性的检查、抽查。严肃查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损害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的违法行为。建立职业病危害事故责任追究制。对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要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和负责人的责任；对因失职、渎职导致重大职业病危害事件发生，或者造成重大伤亡和经济损失、社会影响恶劣的，要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建立职业病防治形势分析制度，相互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四）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制建设

　　推进健全职业病防治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研究制定地方性职业卫生标准、指南和规范，将职业病防治纳入法制管理轨道，不断提高本市职业病防治工作法制化管理的水平。

　　（五）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建立政府投入、社会筹资等多渠道的职业病防治经费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职业病防治。政府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投入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加。各级政府要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职业病防治补助政策，保证职业病防治服务、监督机构必需的日常工作经费，加大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宣传教育、仪器设备购置等专项经费投入力度，落实本规划确定的重点项目所需经费，形成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目标任务相适应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和激励机制，并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鼓励职业病防治科研的财政政策，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引进、推广、应用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用人单位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卫生检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诊治和鉴定等费用，按照国家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六）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认真履行有关职业卫生国际公约。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和国外民间团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职业病防治科技、管理、培训、人才的交流，大力宣传职业病防治政策和成效，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成果，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不断提高职业病防治工作水平。积极拓宽渠道，不断加强同国内其他省（市）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交流与合作。

　　六、实施步骤

　　（一）启动阶段（2010年3月-6月）

　　出台本规划，各相关部门根据规划目标、任务和分工，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组织开展相关的宣传工作，启动规划的实施。各区县制定辖区职业病防治规划或实施方案。

　　（二）实施阶段（2010年7月-2015年6月）

　　1.第一阶段（2010年7月-2012年12月）：实现或基本实现本规划制定的部分目标，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把实施工作引向深入。

　　2.第二阶段（2013年1月-2015年6月）：基本实现本规划制定的各项目标，基本完成各项任务，全面完成重点项目。

　　（三）总结评估阶段（2015年7月-12月）

　　根据规划实施情况和目标完成情况，对各区县、各有关部门工作开展总结评估，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长效机制。

　　七、评估工作

　　为保证本规划的切实实施，本市将对本规划实施情况开展定期评估，分为年度评估、中期评估（2012年）和终期评估（2015年）。

　　实施本规划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各级政府要建立职业病防治考核、评估体系，通过自查、抽查、年度评估、中期评估、终期评估等方式，及时对规划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评估，并根据考核、评估结果，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指导各项规划任务的贯彻落实，确保到2015年本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顺利实现。

　　附件：上海市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指标、任务分解表